不斷發展的城市需要處理大量垃圾,但居民又強烈反對處理設施建在自家周圍
選址爭議不斷 垃圾處理場到底能建在哪？
隨著城市的發展和人口數量的增加，垃圾量也不可避免地隨之增加，我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建設的垃圾填埋場目前大約有50％面臨著封場，北京等大中型城市政府不得不不斷地規劃和建設新的垃圾處理設施。
然而，近幾年，垃圾處理設施引發的環境和社會問題已是屢見不鮮。“盡管每天居民都要產生垃圾，但許多人又不希望垃圾處理場建在自己居住的小區附近”，中國國際工程咨詢公司社會事業部副主任尤伯軍說。
究竟在哪兒建設垃圾處理設施，才能既能解決垃圾處理問題，同時對周邊居民和環境的影響最小，成為各地政府苦惱的一大問題。
垃圾選址為何不斷引爭議？
和政府監管不到位、企業技術管理水平低有關
2008年9月4日，北京市朝陽區市政管委主任尹秀峰代表政府向居民道歉，承認位于朝陽區金盞鄉高安屯村“高安屯垃圾衛生填埋場”存在的臭味“確實對周邊居民的正常生活帶來了影響”，并承諾臭味問題“力爭20天內有明顯好轉”，2012年內實現原生垃圾零填埋。
無獨有偶，浙江嘉興市區唯一的垃圾處理焚燒廠自2008年11月9日起連續3天遭附近村民圍堵，導致市區20多個垃圾中轉站工作癱瘓。圍堵的居民們認為，焚燒垃圾產生的飛灰中含有二惡英，是危害居民健康的致癌物。
垃圾處理設施引發的爭議不斷集中暴發，在有著城市建設設計豐富經驗的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院長徐文龍看來，這一方面和群眾健康和環境意識不斷提高有關，另一方面也和政府監管不到位、企業技術和管理水平低有關。
由于采用工廠化管理，國外很多垃圾焚燒發電廠都是在城市建成區建設，建在城區也使得垃圾收集更為容易，運輸距離小，垃圾處理企業的運輸成本也就能夠降低。而且，他們十分注重自身環境建設，“我在東京就看到，一座外觀十分漂亮的建筑其實是座垃圾焚燒廠”，徐文龍介紹說。
目前監管不到位也是造成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在我國，涉及垃圾處理的主管部門有4~5家:焚燒發電廠屬于新能源，歸發改委主管；而從行業主管部門來說，則是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處理設施的建設需要占用耕地，不能侵占基本農田和土地，涉及國土資源部；從環保排放角度看，則是環境保護部；如果是其他垃圾處理方式，如生物堆肥處理，還涉及農業部門。部門眾多，部際協調效果還未實現統一。
實際上，垃圾處理設施選址難，也是世界各國普遍面臨的難題，無法回避。威立雅環境服務有限公司技術總監張進峰博士告訴記者，最典型的就是德國上世紀80年代的垃圾處理危機，社會各個方面的矛盾沖突經歷了整整10年時間。
必須嚴格執行規劃
很多房產項目是后來才建在垃圾處理場周圍的
在許多城市，垃圾并沒有做到“無害化”處理，而收集無序或是生活垃圾隨意堆放，在廣大農村更是隨處可見。這已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視。據記者了解，全國“十一五”期間，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總投資為733.9億元，其中生活垃圾處理設施593.1億元，轉運及收運設施投資137.7億元，餐廚垃圾處理示范工程3億元。
“這些新建的垃圾處理設施都需要從選址開始規劃”，徐文龍說，而合理選址應該在相關城市規劃中得到體現。他認為，之所以一些城市出現垃圾處理場周邊居民出現過激行為，和當地政府不能有效執行規劃有關，“出于經濟發展和房地產開發的利益誘惑，很多房地產項目是后來才建在垃圾處理場周圍的，并不是先有了居民區才建設處理場。”
此外，發達國家在建設垃圾處理設施時，一般先論證，然后才建設，論證往往要經歷5~10年時間，他們在選址時主要考慮二次污染控制的容易程度。“也就是說，要做到在同樣環境保護條件和效果下，所選場址的二次污染控制費用少于其他場址，并且對居民影響最小”，建設部環境衛生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總工郭祥信介紹說。
選址標準更加嚴格
雖然發達國家垃圾焚燒發電廠能建在市中心，但我國對此進行了較為嚴格的限制
盡管在許多發達國家，如日本東京、法國巴黎等城市垃圾焚燒發電廠都建設在市中心，執行嚴格的環保標準，同時便于熱能的充分利用，如實行熱電聯產等。但是在我國，由于對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技術和焚燒廠運營的信心不足，我國對垃圾焚燒廠的選址進行了較為嚴格的限制。
由環境保護部2008年7月新發布的《生活垃圾填埋場污染控制標準》明確提出，選址要和規劃相結合，“生活垃圾填埋場場址的位置與周圍人群的距離應依據環境影響評價結論確定，并經地方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批準”。
按照建設部等部門出臺的《城市生活垃圾衛生填埋工程項目建設標準》的要求，垃圾衛生填埋場應符合當地城鄉建設總體規劃和環境衛生專業規劃的要求，符合環境保護的要求，應充分利用天然地形以增大填埋容量。
同時應選擇在交通方便、運距合理、征地費用較低、施工較方便、人口密度較低、土地利用價值較低的地方。從氣象角度看，應位于城市夏季主導風向下風向，距人畜居棲點500米以外；從流域角度看，應遠離水源，盡量設在城市地下水流向的下游地區。
2008年9月，環境保護部、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聯合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生物質發電項目環境影響評價管理工作的通知》強調:“除國家及地方法規、標準、政策禁止污染類項目選址的區域外，以下區域一般不得新建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類項目:城市建成區；環境質量不能達到要求且無有效削減措施的區域；可能造成敏感區環境保護目標不能達到相應標準要求的區域”，并要求“新改擴建項目環境防護距離不得小于300米”。徐文龍表示，三部門的這一規定對于本來就困難重重的垃圾焚燒發電廠選址來說更是雪上加霜。
在徐文龍看來，這幾乎是世界上最嚴厲的標準。“如果按這個執行的話，垃圾填埋場的運行投資成本要不斷加大，要普遍達到一級的標準”，徐文龍說，“實際上，如果規范管理和操作的話，填埋場500米、焚燒發電廠300米的防護距離對周邊環境不會有影響，在發達國家，垃圾焚燒廠并不是全社會二惡英的主要來源，二惡英更多地來自于其他領域，如冶金、交通、殯葬焚燒設施等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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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80年代末的垃圾處理危機
德國的現代垃圾管理是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的，建立在政府提供全部的免費服務的基礎上，使得地方政府遠遠不能達到要求的目標。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產品變成垃圾，而公共的垃圾管理部門必須面對由這些垃圾帶來的環境影響，卻沒有權力介入產生這些垃圾的原因和源頭。
此后，控制性的填埋成為1972年垃圾處理法規的主要目標；1975年的環境計劃中提出了新的要求:避免垃圾應優先于回收，回收應優先于填埋。這個計劃中的一些問題的討論一直持續到1986年的垃圾避免和處置法。
但是，國家的垃圾管理主管部門仍然將垃圾的無害化處理作為主要的工作目標，帶來了很大問題。而NIMBY(Not In My Back Yard的縮寫，意思為:不要在我的后院堆放垃圾)意識的加強，尤其是公眾對于焚燒設施的強烈反對，迫使地方當局推遲了垃圾處理設施的投資，從而引起了全國垃圾處理設施儲備能力的嚴重不足，即80年代末的“垃圾處理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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