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空氣會變好嗎

    你相信北京空氣會越來越好嗎？南方周末記者在環保圈的朋友里發起了一個小調查。24位參與者中有20位回答“相信”。樂觀的態度首先在于這里是政治中心，和那么多首長“同呼吸”。

    做這道“證明題”時，朋友們列出了親身體會的證據。近兩年來，從中央到北京都顯現出前所未有的重視，北京市長更承諾完不成治理目標就“提頭來見”。

    環保從業者的感觸更深。一位環境咨詢師發現環保方面的資金支持政策在增多，他正在給北京市政府提供咨詢：如何資助節能環保產業。而且，連北京市氣象局都首次設置2000萬元預算用于人工消霾。

    北京市環保局工作人員則發現，北京市委全體會議從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起，四個月內開了三次，大氣污染治理是會議的重中之重。

    信心還來自歷史經驗。歷史上的倫敦、洛杉磯、東京，甚至北京奧運，無論是“慢性調理”還是“急性治療”，都帶來了藍天的回歸。

    不過，小調查中的支持率要打折扣。因為其中四成是“不可能更差了”、“為下一代我必須相信”的悲壯心態，或是“短期難說、長期有效”“量變到質變得有過程”的憂慮。

    最后一類的判斷與專業人士一致。南方周末記者采訪的8位直接從事大氣污染防治工作的政府官員、學者和NGO人士中，只有兩位非常干脆地表示“有信心”，其余的回答時略顯猶豫，尤其擔心長期改善的效果。

    日本東京的空氣治理已取得成功。對比中日，“中國的大氣污染對策和日本相同。”東京財團研究員染野憲治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曾在駐華日本國大使館從事中日環境合作相關工作。不過，染野提出了兩點差異，一是時間，日本1960年代已經治理，2000年開始監測PM2.5時，東京的PM2.5年均濃度只有25微克/立方米（單位下同），這已經相當于2013年海口的濃度。二是資金，日本1970年代，治理污染投資最大占到GDP的8.5%左右，而中國只有2-3%左右。而且，東京只有約1300萬人口、機動車只有440多萬輛，且靠海。

    全民關注、有不確定性——保險公司敏銳地捕捉到了大氣污染這兩點特征。最近，人保財險和中國平安均推出了“霧霾險”。不過產品上線不到一周，霧霾險就被保監會叫停。據媒體報道，這是因為霧霾險“帶有噱頭性質”，“與保險本質相悖，不再是保險產品，更像是博彩。”

    北京空氣正在變好嗎

    空氣質量變好，會不會如博彩，純靠概率？

    根據監測數據，可以部分總結出北京市空氣是否在變好。中國環境監測總站最近發布的報告做了對比：北京2013年1月份PM2.5最大小時濃度是867，2014年2月則是595。結論是“2月份的重污染過程較去年1月初的污染程度有所降低。”

    595依然是個“爆表”數，這能說明北京的空氣在好轉嗎？

    “要謹慎樂觀。”清華大學環境學院院長賀克斌教授說。他將污染的降低分為了三個層次：短期改善的跡象、區域改善的現實和長期改善的規律。“這次還是第一個層面，有改善的跡象。”

    “改善的跡象”這個結論也是謹慎得出的，灰霾的形成包括污染排放氣象條件，二者分為內外因，作用需區分。綜合分析溫度、濕度等多項指標，氣象專家給賀克斌的解釋是，2013年1月和2014年2月的氣象條件相似。而且，除了環保系統的監測站，清華、北大、中科院等研究機構的監測結果也顯示了污染物“具有統計意義的下降幅度”。

    由此，賀克斌認為2014年2月重污染日的應急預案有積極意義，好似“發燒從41℃降到了39℃，干了沒白干”。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柴發合也是類似的觀點。“我們不能過高估計現在的成效，污染還是重，公眾還是感受不到成效，需要更強的治理措施。”對于公眾而言，最為敏感的是能見度，PM2.5在1-200時是個拐點，超過這個值，就都是灰蒙蒙的一片。

    雖然短期成效難以判斷，長期歷史數據卻是樂觀的。京津冀環境氣象預報預警中心主任張小玲就常被問及：現在是不是霧霾最嚴重的時候？

    “霧霾不是現在才有，現在也不是最厲害的，根據上世紀50年代至今的根據，80年代霧霾日數比較高。”張小玲說，“2000年以后是波動下降，2012和2013年霧霾日數回升了。”張小玲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氣象的波動會對霾的形成造成影響，例如他們觀察到現在風速變小、降水量日數減少，有利于成霾。

    如果監測數據可靠，北京的空氣質量的確在好轉。北京市長期監測的老三項——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PM10的2013年均濃度比1998年分別下降了78%、24%和43%。

    可惜最受矚目的PM2.5，北京市從2013年才開始大范圍系統監測，沒法和歷史比較。“根據科研單位研究性監測數據，我們內部的交流是‘基本持平，緩慢改善’。”北京環科院院長潘濤說。不過他也強調，由于儀器、方法、監測位點的差異，這僅作為參考。

    北京空氣何時變好

    如果說上述兩道“證明題”可以干脆地回答或找到例證的話，“何時變好”這個問題則讓專家犯難。

    “變好”最起碼要達到我國的國家標準，進而達到世衛組織環境空氣質量濃度指導值。按照北京市2012年的工作方案，達標預期為2030年。根據中科院院士郝吉明2013年11月的報告，2050年，才能“基本實現”世衛組織的指導值。

    這兩個預測時間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潘濤正在參與編制《北京市城市環境總體規劃》——這是北京市第一次從源頭上規劃環境。規劃年限是2015-2030年，何時大氣環境可以達標是規劃的重點研究內容。“現在剛開始研究，還沒有研究清楚。”潘濤說。

    如果換一種證明的方式，考察目前的治霾措施，依然令業內擔憂。

    北京市頒布了圍繞污染源開展的“減煤、減排、控車、降塵”共計84條措施。全國最嚴的《北京市大氣污染防治條例》也在2014年3月生效，使出了“加倍處罰，罰無上限”的利劍。

    雖然每一條都很難，多位業內人士表明，更難的還是分散的生活污染源減排和區域的聯防聯控。

    環保組織自然大學創始人馮永鋒在京津冀和山東發起了“華北煤問題”的調查，志愿者調查發現，包括北京在內，無煤區很難推進，外來務工者和農村的散煤更難替代。環保部組織的跨界督查也發現，露天焚燒和堆放很難監管。

    賀克斌對京津冀進行核算后，為河北感到擔憂：如果只納入河北省行動計劃中的定量措施，到2017年，河北省PM2.5濃度只能下降18%，達不到國家《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要求的京津冀降低25%的目標。

    這只是保守估計。減排措施分為定量和定性兩類，類似“加強監管”的定性措施，沒有納入計算。“定量的措施必須百分比達到，定性的措施要達到更大排放量。”要完成25%的目標，賀克斌提出了警示，“河北要加碼，執行必須到位。”

    “日本的高度經濟成長期后，地域的經濟差距不是特別大，我們才能有全國統一的治理對策。比如說，東京和東京周邊地域一起控制污染。”染野說。

    由北京市市委書記郭金龍擔任組長，由環保部部長周生賢、京津冀各市（省）長擔任副組長的“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協作小組”已開了幾次會。2014年3月，北京市環保局成立了“大氣污染綜合治理協調處”，承擔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防治工作。

    如何破題，柴發合的感覺是“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