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受重金屬污染糧食高達1200萬噸
土壤“多路吸污”危及糧食安全
工業污染、城市污水、過度使用化肥……在種種污染源侵蝕下，萬物賴以生存的大地如今滿目瘡痍，土壤安全正岌岌可危。《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吉林、廣東、江蘇、河北等地調研了解到，土壤污染問題正逐步動搖我國糧食安全根基，在垃圾圍城、土壤重金屬污染、食品安全等問題愈演愈烈的今天，無好地可用、無好糧可吃等問題正引發民眾擔憂。
土壤污染侵蝕“舌尖上的安全”
土壤污染造成的糧食安全問題，往往導致“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一個鎮的糧食出問題，全市甚至全省都被市場“拋棄”。
“看到哪個縣出了毒大米，那個省的大米都不敢買了。”多位廣州市民近日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而年加工量達4萬噸的廣東某米業有限公司負責人則透露，由于土壤污染，該廠的產品在某批次被檢出鎘超標后，聲譽一落千丈，銷售量銳減一半。“消費者不知道土地到底被污染沒有、污染有多大，即使產品都是檢測合格才出廠，很多人也不相信。”
對此，中國糧食行業協會玉米分會副秘書長劉笑然表示，民眾出于天然的安全性保護心理，很難會選擇出現“鎘大米”等問題的農產品地區所產糧食，這往往導致“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一個鎮出問題，全市甚至全省都被市場“拋棄”。
當前，我國糧食生產在政策扶持、科技支撐、農業機械化等關鍵環節形成了一套有效的保障機制，去年糧食總產達60193.5萬噸，同比增長2.1%，取得“十連豐”。但高殘留、“毒大米”、重金屬超標等問題頻頻出現，土壤污染問題已間接影響人們的身體健康，并造成一定的社會恐慌，使糧食質量出現信任危機，并危及我國糧食安全。
去年，廣州市的一項抽檢結果顯示44.44%的大米存在鎘含量超標，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據分析，“鎘米”出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一些大米產地土壤遭受鎘等重金屬污染，在食品安全形勢日益嚴峻的情況下，土壤污染治理已刻不容緩。而隨著“鎘米”事件持續發酵，從大米生產企業到大米市場，再到農戶，整個產業鏈條都遭到沖擊，一些糧企要么停產要么減產，糧食庫存不斷增加，大米價格持續下滑，影響農民種糧積極性。
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副教授朱毅告訴記者，當前我國每年受重金屬污染的糧食高達1200萬噸，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00億元，這些糧食可養活4000多萬人。不管是土壤重金屬污染還是面源污染，所帶來的危害不斷通過農產品影響人們健康，加上以往土壤污染數據不透明及環境污染問題多發，還在社會上產生了一定的恐慌心理。
土壤“多路吸污”難治理
以農業生產為例，不斷“增肥”的施肥方式已經讓土壤不堪重負，耕地陷入“越施越肥、越肥越施”的怪圈。
位于珠三角邊緣的韶關大寶山礦區，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曾長期存在廢土廢石露天存放、廢水直接地表排放等嚴重問題，本世紀初進行的監測顯示，當地土壤含鋁超國家標準44倍，含鎘超標12倍。韶關市環保局副局長張彬表示，對于大寶山礦區的污染控制，現在仍是“枯水期沒事，豐水期沒法”，降雨豐富的當地每年會有近7個月無法控制污染。
“工業污染、城市污水、農業投放等多種污染源，對土壤形成了綜合性污染，并產生累加效應，呈現新老污染物并存、無機有機污染混合的局面。”河北省農業環境保護監測站站長唐鐵朝認為，土壤污染的途徑眾多，從來源看大體包括有機污染物、無機污染物、放射性污染物、固體廢棄物以及病原微生物。
廣東省耕地肥料總站站長曾思堅稱，當地土壤污染原因多樣，有農業生產中過度使用化肥等面源污染，有工業廢水廢棄物污染，還有礦區周邊因采礦等造成的污染，這些污染源目前都難以控制。
以農業生產為例，不斷“增肥”的施肥方式已經讓土壤不堪重負，耕地陷入“越施越肥、越肥越施”的怪圈。南京農業大學農業資源與生態環境研究所所長潘根興表示，由于化肥不含有機質和腐殖質，大量使用化肥后，土壤團粒結構就會遭到破壞，造成土壤板結和肥力下降。當土壤和作物處于不健康狀態時，易受到病蟲害的侵襲，作物發病率高，因而又不得不加大農藥的使用次數和使用量，造成污染加劇。
作為國家的糧食主產區，吉林省大約有一半以上的耕地已十幾年不施用農家肥，化肥畝施肥量達50公斤以上，全省85%以上的耕地每年都使用化學除草劑，平均每公頃用量約5公斤。同時，各地因覆膜面積不斷擴大，土壤殘留地膜碎片增多。“不僅污染土壤，對地下水和食品也造成了嚴重的污染。”吉林省農業資源與農業區劃研究所專家賈乃新表示。
治污有待詳細數據支撐
“從公開數據再到進行全國土壤污染治理距離還很遠！目前掌握的僅是全國土壤污染的總體態勢，給出準確的土壤污染面積數據有較大困難。”
當前，“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使全國土壤污染數據“迷霧”開始消散，但是，土壤污染詳細調查數據、污染控制難和修復技術滯后等多重難題仍困擾著我國土壤污染治理。
一年前，北京兩高律師事務所律師董正偉申請有關部門對全國土壤污染數據進行信息公開，但被環保部以“屬于國家秘密”為由拒絕。歷經近十年的《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顯示，我國土壤環境狀況總體不容樂觀，部分地區土壤污染較重，耕地土壤環境質量堪憂。對比“七五”時期，全國表層土壤中無機污染物含量增加比較顯著，其中鎘的含量在全國范圍內普遍增加，在西南地區和沿海地區增幅超過50%，在華北、東北和西部地區增加10%到40%。
“從公開數據再到進行全國土壤污染治理距離還很遠！目前掌握的僅是全國土壤污染的總體態勢，給出準確的土壤污染面積數據有較大困難。”廣東省地質實驗測試中心總工程師劉文華告訴記者。多地基層官員認為，較為“粗線條”的調查結果，對地方的土壤治理來說作用并不大，因為就算是一個地方，可能一塊地跟另一塊地的差別都很大。
記者獲悉，當前，全國以及省市一級更清晰的污染數據并不全面。廣東省國土資源廳執法監察局局長李師稱，據國土資源部和廣東省2012年通過驗收的調查顯示，僅珠三角地區，不適宜種植農作物的三級和劣三級土壤就占到土壤總面積的22.8%，主要超標元素為鎘、汞、砷、氟。然而，除了這個“22.8%”之外，廣東土壤污染的整體狀況究竟如何，就成了一筆“糊涂賬”。
一些地方不愿意公布本地土壤污染的具體數據，最大的理由是“數據敏感，怕引發恐慌”，但“公布不恐慌，不公布反而恐慌，讓大家知道哪些土地是安全的，哪些是不安全的，正應了老話‘說破無毒’。”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李小平直言道。
專家：土壤治污亟待立法保護
盡管土壤污染危害及成因漸漸露出水面，但記者調查了解到，目前我國土壤污染治理尚面臨治理難度大、有效技術缺乏、投入費用較高、恢復周期較長等系列難題。對此，有專家建議，在號準土壤污染病脈的基礎上，既要做好“積跬步至千里”的長期謀劃，也要從構建頂層設計、鼓勵治理試點、切斷新增污染源等角度入手，根據各地土壤“病情”，開出有效“處方”。
保護土壤須先立法
土壤污染正成為我國糧食質量安全的重大隱憂。專家認為，我國土壤污染的根源在于頂層設計中缺乏能有力保護環境的法規制度以及在實踐中以不計環境代價的方式追求GDP增長。
廣東省環保廳副廳長陳敏表示，我國土壤污染防治法尚未出臺，從國家到省級對土壤環境保護相關標準體系還很不健全，也缺乏污染環境修復及環境風險評估等技術規范和管理制度，使土壤環境保護工作缺乏依據；同時，目前科研機構現有的污染修復技術大多還處于試驗階段，適宜的技術研發和篩選以及大范圍示范推廣等科技支撐體系不足，這些都妨礙了地方推進相關工作。
“土壤污染雖然范圍廣、影響大、危害重，但相對而言公眾和決策層的重視程度依然不夠，相關的科研投入、政策、法規和管理工作也明顯滯后。”國家環保部南京環境科學研究所土壤污染防治研究中心主任、首席專家林玉瑣表示，我國制定了防治大氣污染、水污染、海洋污染的法律，但防治土壤污染的法律卻過于分散、零星。特別是一些土壤保護和管理的地方性法規還沒有制定，對土壤污染的控制與治理還缺乏系統的政策框架。
在廣東省地質實驗測試中心總工程師劉文華看來，要在公眾信任和實際治理成效間形成有效對接，關鍵在于破解各地土壤污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一方面，污染嚴重的土壤要嚴格禁止農業生產并接受社會監督，另一方面，對于污染影響程度不確定或較輕的土壤，各地政府要在土壤污染狀況清晰公布的基礎上，加快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嚴格控制污染區農作物的流向。
從長期看，國家有關部門應幫助、督促地方用信貸、稅收等市場手段促使企業主動減少各類污染排放，率先嚴格治理已有的各種污染。同時，可考慮扶持和鼓勵地方率先打破部門分割，統籌各方力量，在一定范圍內建立并完善覆蓋國土、農業、環境等各領域的土壤污染監測體系和管理體制，率先建立起土壤污染的行政問責制度，在全國范圍內謀求土壤污染治理的“治本”之策。
找“藥方”更要巧治病
廣東省地質實驗測試中心日前披露，該機構近期對一種名為“膨潤土”的粘土礦物進行改性研發和篩選，研制出代號為“Mont-SH6號”的鈍化劑，能夠將土壤中的鎘、鉛、銅、鋅等污染物從活性狀態轉化為固定狀態，降低其可移動性和生物毒性，從而減少重金屬進入農作物。
該項目團隊對Mont-SH6號材料進行了盆栽和野外場地的小白菜模擬修復試驗，以及兩期盆栽水稻的模擬試驗，結果顯示產出的小白菜和稻米中重金屬含量均有明顯降低。“以重金屬鎘為例，使用修復材料后，盆栽小白菜的鎘含量對比降幅在35%到83.9%之間；野外場地平均降幅超過30%；稻米中鎘含量對比總體降低了90%以上。”項目團隊負責人趙秋香說，“至少需要進行兩年左右的大田試驗，另外還要解決規模化生產的問題。”
法國利摩日大學博士、上田環境修復有限公司研發主任胡波認為，土壤污染物釋放少則幾年，多則幾十年、上百年，即使采取綜合修復，也需花費大量時間。修復企業先要對污染場地進行環境評價，土壤采樣、實驗室化驗、分析診斷是必需環節。
林玉瑣還表示，江蘇省的土壤修復還面臨特殊情況，由于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土壤以黏土為主，遇水之后容易形成泥漿，施工難度大，同時由于地下水比較淺，容易受到污染。林玉瑣將土壤污染形象地比喻為“土壤的癌癥”，“人得了小毛病，可能過一段時間就好了，但得了癌癥，就很難恢復了，只能將生命維持下去，而修復工作就相當于給土壤做化療，消滅癌細胞的同時，也損害了好細胞。”
如果要把受污染的土壤盡可能恢復原狀，必須投入大量資金。“目前的重點就是盡力修復，降低風險程度。”林玉瑣稱，“能解決80%到90%的問題，但還留一定的問題，但是不影響土地整體的利用。”
強化監管 減少“人禍”
土壤污染的危害觸目驚心，有專家指出，治理土壤污染，既要改變農業、環保、國土資源、地礦部門“都管一點”這種“婆家”太多現狀，還要遏制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長的沖動，錯誤的發展觀與政績觀阻礙土壤污染防治。今后，應做到“控制增量、消化存量、標本兼治”，防止土壤污染進一步加劇擴散。
一是依托現有的農業環境監測網絡，進行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不斷完善監測功能，強化監測能力。保留和改造一批第一次全國農業污染源普查建成的定位監測點，同時依據區域特點新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監測點，完善面源污染定位監測和預警功能，并對重金屬污染從污染源排放、遷移到進入人體后致病等遷移轉化全過程進行詳細調查和研究，為相關環境質量、排放、監測規范、樣品、清潔生產、環境影響評價，以及環境信息標準的制定和修訂提供第一手資料，為防治土壤污染、政府科學決策提供科學依據。
二是加強污染源管控，減少“人禍”帶來的嚴重土壤污染。高投入特別是化肥農藥導致的土壤污染和環境污染已經到了一個嚴重階段，只能靠限量減排和減量化的措施來維持環境平衡。
三是加大土壤污染治理探索，要發展有針對性的修復技術，形成系統的場地土壤修復技術規范。同時注重引進適用于我國的國外先進技術，注重技術的本土化，加快消化吸收，搭建國內外法律、技術、產業管理、設備藥劑的交流與合作平臺。還應建立修復和再開發資金長效機制，明確以“誰污染、誰治理”為核心的責任體系，實現“污染者付費”。通過多渠道建立國家和地方污染土地修復專項基金，配合有效的市場機制，吸引私有投資等多渠道資金參與土壤治理和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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