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發布的《中國低碳經濟發展報告(2014)》指出，中國要根治霧霾問題最快至少需要15年至20年左右，建議適時開征環境稅，用經濟手段治理霧霾。本期話題：開征環境稅，能否緩解環境污染？
觀點一：不要再以治霾之名增加“消費稅”
為了治愈某種社會問題或者為了達成某種政府需要，首先想到的有效工具就是開征新稅，此之所謂“稅收工具主義”。曾有地方“以經濟手段調節”收過各種奇怪的費，都屬此例。《中國低碳經濟發展報告(2014)》建議適時開征環境稅，用經濟手段治理霧霾，也給我這樣的感覺。
“用經濟手段治理霧霾”貌似符合市場經濟規律，實則工具主義。比如，私家車已經繳過燃油稅，難道不算“用經濟手段治理”嗎？事實上，我國類似稅種已經有很多，憑空再來一個環境稅，不僅有重復征稅之嫌，更會走入一個“先污染后征稅”的怪圈。
過去，很多地方犧牲環境換發展，對污染行為睜一眼閉一眼。換句話說，環境污染現狀，地方政府本身負有重責。這下倒好，地方政府反而能夠借此收稅，那它為什么還要重視環保，還要花大力氣治理污染呢？污染治理好了，不就沒環境稅可收了嗎？
按照“稅收之債”理論，稅收之債雖然只是納稅人對政府的單務之債，但是政府作為債權人也應承擔相應的義務。既然開征環境稅的目的如此鮮明，那么，政府部門能給納稅人怎樣的承諾？收了稅辦不好事情怎么辦？拿環境稅來約束企業和個人，又拿什么來約束收稅者？
另外，我更擔心的是，環境稅會不會成為“養人稅”，讓一幫污染環境的罪魁禍首，反而成為最大受益者？征環境稅與治好霧霾之間，并沒有必然聯系；如果以為要做好什么事情，只需收稅即可，未免天真。
也許有人會說，環境稅主要針對的是企業而非個人，公民無需擔心。問題是，羊毛肯定出在羊身上。去年，遼寧向沈陽等8個城市開出了總計5420萬元的“霧霾罰單”。挨罰的當然是地方政府，真正埋單的卻是當地納稅人。環境稅，最后大概也是同樣的效果。
當下，由消費者實際承擔卻記在企業功勞簿上的所謂間接稅已經夠多了，不要再以保護環境治理霧霾之名，給消費者增加新的“消費稅”了。
觀點二：以稅治霾值得期待
既然根治霧霾問題最快至少需要15年至20年左右，那么治理措施我們只能作次優化選擇——加快環境稅收立法，以費改稅，通過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改變企業的經營行為，取得環境保護的最佳效果。
長期以來，環保部門通過制定排污標準并收取排污費，來促使高能耗、重污染企業節能減排，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但也帶來很多弊端。首先，排污費只有在超過規定的排放標準后才收取，這導致很多未“達標”的污染企業無償使用并污染公共環境資源，卻無需對污染行為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同時，排污費定額收取，加之追求GDP下政府監管不力和失位，使得繳納排污費成為污染企業合法排污的理由，費用一交，污染更加失控，嚴重戕害環境。
立法開征環境稅，不僅僅是簡單的“費改稅”字詞轉換，而是從國家法律層面建章立制，本著“誰污染，誰負責，誰交稅”的原則，有污染就有課稅，不交、欠稅的行為將由稅法規制，并可能承擔刑事責任。環境稅的收取標準立足于提高排污成本，讓違法行為得不償失，轉而積極減排防污，這對污染企業、責任人，尤其大能耗、高排污的企業，無疑是一種威懾和觸動，有效促進其加強管理，節能減排，改善技術，加快企業轉型升級。
環境稅的收取，一方面有利于環境保護、改善本身，同時還可以減輕巨額財政負擔，并形成良性循環，進而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提升公民幸福指數，達致多贏局面。
因此，立法開征環境稅，是較長時期內無法根治霧霾問題的現實選擇，也是有益嘗試。當然，作為一種次優選擇，不能指望隨著環境稅的開征，霧霾治理立竿見影。環境稅開征，是撬動經濟杠桿保護環境，還需配套提供完善的法律杠桿等，對惡意排污和監管不力行為均應有效規制。只有多管齊下，通過法律、稅收、金融、技術等一系列改進舉措，把好環境污染預防和治理兩道關口，才能取得滿意效果。
觀點三：環境稅驅散不了霧霾
開征環境稅若能緩解當下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估計多數人會舉雙手贊成。問題在于，環境稅有“一稅封喉”的作用嗎？
作為一種懲罰性質的稅種，環境稅通過征稅讓排污企業付出更多經濟成本，進而迫使其更積極主動地加強環保工作，最大限度地減少環境污染。我國雖然沒有專門的環境稅，但具有環保作用的稅種有資源稅、消費稅、車船使用稅、車輛購置稅、地建稅、土地增值稅等6種；此外，我國還對環境污染行為實行排污收費。
既然并不缺乏治理環境的經濟手段，而且征稅和排污收費制度的實踐效果差強人意，為何指望同樣作為經濟手段的環境稅就管用呢？開征環境稅前必須要厘清的問題是：現有的稅種和排污費制度為何沒能起到應有的規制作用？擬征的環境稅究竟在哪些方面優于環保稅種和排污費制度？若只是將上述稅種合并為一種獨立的專門環境稅，或者另開征一種專門環境稅，再或者簡單地將排污費改造成環境稅，可能依然無法遏制肆虐的霧霾。
退一步看，即便環境稅可以避免排污費征收中的權利尋租現象，使征收得以規范、受到監督，卻依然面臨一個“兩難”困境：若在生產環節征收，企業必將通過提高產品價格，將稅負如數轉嫁到消費者身上，企業自身不會因環境稅感到壓力，也就沒有動力去改善產品的結構以實現節能減排；而消費者感受到的只是價格的變化，甚至都不知道產品價格中含有這一稅種，環境稅當然也無法調節消費行為，從而重蹈“企業污染社會負擔”的覆轍。若將環境稅放到消費環節征收，當然符合誰污染、誰負責的原則，但由誰來計算一個產品從上游到終端的碳排放量？怎么計算？碳排放的計量困難必然加大管理成本，或者帶來一刀切，或者產生選擇性執法。
環境稅作為治理環境的一劑良藥，有其獨特的適用條件。開征環境稅必須考慮現有的社會環境，以及與相關法律制度和政策措施的協同性，否則，環境稅難言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