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為何談垃圾焚燒“色變”，垃圾焚燒有何必要性，爭議何解？
    13日，全國工商聯商會上，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秘書長駱建華、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聶永豐、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劉陽生、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環境化學與生態毒理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研究員鄭明輝等多位專家闡明了自己的觀點。
    “垃圾圍城”矛盾突出
    聶永豐：垃圾處理實際上是從有城市以來就存在，并且隨著城市的發展，這個矛盾越來越尖銳。我國在短短的時間內，城市化發展，大量的人口由農村轉移到城市，城市規模擴張很快，所以矛盾也就更加突出。
    作為垃圾處理方式的一種，焚燒在國外已發展百余年，技術成熟。我國自上世紀80年代末引進垃圾焚燒技術，至今也已經歷20多年的研究與實踐。垃圾焚燒具有占地面積小、處理速度快等眾多優勢，對于人口密集、土地資源稀缺、經濟發達的城市，焚燒無疑是處理垃圾的首選方式。
    面對垃圾焚燒應該采取積極的態度，歷史、客觀、科學地看待在垃圾處理中出現的問題，把目光放在今后怎么做得更好、怎么調整垃圾對環境和人體健康的影響上。在這一點上，每一個從事科學技術、工程技術的人員和媒體人的想法是一致的。
    鄭明輝：焚燒過程產生的二噁英讓公眾聞之色變。二噁英的有害性是絕對不能輕視和忽視的，目前，人們對二噁英的認識是充分的，對它的控制技術也是可行的。
    我把二噁英比成一只可以傷人甚至吃人的老虎，但是我們對老虎的習性是了解的，知道它什么時候傷人、有什么樣的路徑，會有一系列的預防和控制措施。
    我們從2000年開始就在環保部組織下做二噁英的清單調查，發現生活垃圾焚燒所排放的二噁英不僅不是唯一，而且量也非常少，我們預計中國的生活垃圾焚燒所排放的煙氣不足煙氣總排放量的百分之一。
    空氣或食物中都含有二噁英。用最現代的技術已經沒有什么東西檢測不出來了。從媒體報道來看，只用檢出什么東西來評價是不是污染已經過時了，應該說檢出的劑量有多少，這個劑量會不會對人體造成危害，是短期的還是長期的，這都需要科學的評估。
    劉陽生：我曾經主持過北京垃圾焚燒標準的制訂，從焚燒產生的氮氧化物來看，垃圾焚燒所產生的氮氧化物只有總量的萬分之幾。環境保護部前不久發布的《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提高了污染控制要求，其中二噁英類控制限值采用國際上最嚴格的標準。
    環保部測算，通過實施新標準，生活垃圾焚燒產生的氮氧化物可減排25%，二氧化硫可減排62%，二噁英類可減排90%。
    要焚燒，也要社區回饋
    劉陽生：垃圾焚燒廠建在家門口，打開窗一看對面是一個焚燒廠，不舒服是肯定的。建垃圾焚燒廠受益的是大眾，影響的是小眾，這是一個博弈的問題。在博弈過程中就要體現科學規劃和選址的問題，還有公平公正的問題。
    我們不叫生態補償，因為生態補償意味著你要補他，這就麻煩了。補一公里之內，還是兩公里之內，或是三公里之內的，而應該是一個利益回饋。
    建一個垃圾焚燒廠，給周圍帶來產業升級，老百姓健康的升級，或者就業環境的升級，這個在國際上是有先例的。
    鄭明輝：我覺得，建垃圾焚燒廠很多事情不是專家能做的，也不是老百姓能做的，從政府建設規劃方面就應該考慮到對居民的影響和承受力的問題。
    “反燒”和“反建”是兩回事，如果是“反建”，說什么都沒有用。如果是“反燒”，咱們可以討論，焚燒有什么問題，看能不能解決。
    我考察過臺灣地區的焚燒爐建設，最初當地居民們也是反對的。為了平息民怨，建設方在預算中安排建設了社區回饋工程。在垃圾焚燒廠周邊建一個大的公園，有綠化帶、游泳池，還有圖書館。70億元新臺幣的總投資，留了20億新臺幣做社區回饋工程，這樣，垃圾焚燒廠周邊社區的品質提高了，老百姓也不會“萬眾一心”地反對了。
    我不同意所謂“中國老百姓覺悟低，國外老百姓覺悟高”的說法。我在國外看到很多垃圾焚燒廠離居民區很近，但那里民怨不大，因為居民們發現焚燒廠對其生活沒有什么影響，甚至有一些好處。比如在日本，垃圾焚燒廠周邊居民可以免費享用供熱服務，另外還修了很好的道路可以享用，企業誠信度也比較高。
    其實早在2007年我們就向北京市政管委提出過這一想法，但他們認為很難執行。因為建設焚燒爐是市政管委在管，公園歸園林局管理。要在垃圾焚燒廠周圍建公園，園林局不一定理會。我認為，垃圾處理如今面臨這么多突出的矛盾，已經成為城市發展一個非常重要的關節口了，很多城市也已經無處可埋，政府相關部門應該發揮一些智慧，從管理角度來解決這一問題。
    聶永豐：很多人為什么要反垃圾焚燒呢？我分析這里面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對政府過去所作所為不滿意，包括專家把話說得太滿了，不光是反焚燒的，還是贊成焚燒的，可能有的說得太過頭；二是建垃圾焚燒廠涉及到人們心理承受的問題。
    人們的心理承受度是與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個人財產價值的升值貶值聯系在一起的。特別在目前，人們的個人財產都在房子上，如何增加人們對這個地區的信心，這就不是從事焚燒、從事環境的人所能解決的，需要政府各部門的統籌兼顧，從規劃、建設，從生態補償或各種機制上來解決。
    駱建華：垃圾處理和垃圾管理是兩個問題，目前更多的是垃圾管理的問題，這反映了一個城市的管理水平。社區反饋工程正是城市政府可以做的，現在把責任推到垃圾焚燒上，把解決問題的辦法推給專家，這是不合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