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6-19 16:26:49
財新記者 薛健聰
2014年4月，經過了八年的調查，環保部和國土資源部終于將事關國計民生大局的中國土壤污染初步情況公之于眾。數據顯示，中國的20多億畝耕地中，有近五分之一調查點位被證實污染。沉重的土壤污染幕布被初步揭開。
6月13日，在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的媒體見面會上，中國資深土壤修復專家、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劉陽生接受財新傳媒專訪。
劉陽生眼中的土壤修復并非簡單的工程技術問題，更關乎到多學科的互相關聯，因此針對湖南長株潭地區正在開展的耕地修復，他并不看好。他認為，土壤修復最大的難題還是在耕地修復，資金的來源、技術手段的使用、示范推廣的可行性都是目前尚待克服的難題。
財新記者：根據環保部和國土資源部此前發布的數據，中國19.4%耕地污染物超標。這些超標的耕地該如何修復呢？
劉陽生：農田土壤力修復應該是一種農業功能的恢復，不是一個污染治理。當我們把農田土壤力修復當成污染治理的時候，它就被偷換成了一個工程技術的概念。
耕地修復涉及很多東西，把農田修復好要懂得農學，要懂得土壤學，要懂得環境科學、環境工程，還要懂得微生物學。如果農田里要種糧食、水稻、蔬菜，土壤基本的功能要得到恢復，這里說的恢復并不是說簡單的把里面重金屬去除。
我們目前使用的方式多是淋洗，這需要添加很多的化學藥劑。這樣一來，雖然把重金屬洗干凈了，但化學污染又進去了。
土壤的功能就是種糧食、蔬菜，保證土壤里的微生物能夠存活，有利于土壤里的有機質氮磷鉀能保留在里面。淋洗完了以后，氮磷鉀沒有了，有機質沒有了，變成污水了，后面還要污水處理廠。因此，這些治理的思路是錯誤的。
財新記者：中國目前有不少的土壤修復示范項目，這些項目面臨的問題是什么？
劉陽生：我們國家現在的確正在做這樣的一些示范。做示范的時候有幾個問題，第一，你的技術是什么，要公開；第二，你解決的問題是什么，要公開；第三，你得到的教訓是什么，要公開。第四，每畝的成本是多少，要公開。全過程要公開監督。
示范項目的目的不僅僅是示范，還要推廣。示范完了，沒法推廣，還一直說要保密，這是不行的。
財新記者：中國在早先啟動了重金屬污染耕地修復綜合治理工作，并且已經開始在湖南長株潭地區開展試點，你看好這樣的修復治理嗎？
劉陽生：湖南的這個項目還不能算是正式實施，只能說是有了一個可以實驗的規劃，提了一個所謂的“VIP”（V是指“品種”等生物措施，I是“灌溉”等農業措施，P是指調整“pH酸堿度”，即通過生物、農業措施和環境改善來達到生產合格產品的目標。——財新記者注釋）的想法。我不贊成這個幾乎，因為太簡單化了，農田土壤修復是很復雜的。
所以要提出一個概念，農田土壤的修復，不是污染修復的過程。它是一個全方位的，涉及農學、植物學、土壤學、環境科學、環境工程、微生物學的整個全方位的綜合的一個多學科交叉的修復的范疇。它是在修復，不完全是治理。
就目前來看，有些修復技術，一畝農田要十幾萬，怎么可能呢，怎么推廣呢？一畝農田超過兩萬就不具備推廣價值。現在修復的費用從從一兩萬到十幾萬都有——十幾萬就是過度修復，加的藥劑太多了，農田土壤里面加進去百分之十幾的藥劑，那還是土地土壤嗎，那是化學產業了。
作為一種低成本的修復手段，我并不反對這樣一些藥劑修復，甚至還大力贊成藥劑修復，因為成本低、容易實施、容易推廣、見效快。有很多推崇植物修復的人過度地宣揚了植物修復作用，而忽視了植物修復周期長，成本高的缺點。就我了解，植物修復的價格目前是十萬到二十萬之間，平均是在十五六萬一畝地，老百姓受得了嗎？國家受得了嗎？不可能。你整天讓農民種植物做土壤修復，沒有產出怎么辦？沒有經濟回報怎么辦？這個不現實，不可持續。
財新記者：除了農村的耕地修復外，中國城市的土壤也有污染隱憂。城市中的土壤修復應該采用什么模式？資金是否會成為問題？
劉陽生：對于城市里面污染場地的修復，我基本不擔心經濟的來源。因為城市里的場地是非常值錢的，修復好了，房地產商可以承接，往往很多場地是房地產商直接投錢修復的，或者政府投錢，花一個億修復一畝地，之后這畝地就值兩個億，政府是賺錢的。
更需要我們關注的，是修復能修復到什么程度，與場地拿來做什么東西是密切相關的。比如說修復住宅、做商業用地、做園林綠化還是景觀，那就是不一樣的。
做住宅等和人接觸更多的會有更高要求的修復。它涉及到人體結構風險，我把它分為幾類，第一類是有機污染場地修復，大部分的有機物容易揮發；第二類是容易揮發的重金屬的修復，比如汞和砷污染的場地；第三類是難揮發的重金屬的修復，這個就很容易了，比如鉛、鋅、銅、鎘，不揮發就好治理了。場地修復里最好治理的是難揮發重金屬，最不好治理的是容易揮發的重金屬和農藥污染場地這些東西。
當然，城市里的土壤修復也有時間成本的問題。在有些地方做場地修復，房地產商很急，半年、一年，必須把這個事情搞定。國外修復一個場地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意味著我必須把一個場地所有的污染物搞明白、污染物在地下的分布搞明白，包括地下水溫、地址、污染物分布、形態、地下水的走向等等。
而在國內，如果說我們把場地的勘探搞進去的話，成本會增加20%~30%。可以說，目前在技術應用上已經很成熟了，但是國內企業在項目施工上沒有經驗。很多因素糾結在一起，導致了時間成本很高。
財新記者：學界有一種說，認為中國的土壤修復應該采用政府財政兜底的模式。你是否認同這樣的觀點？
劉陽生：就像我前面說的，在城市里面，是不會需要你財政兜底的，一般都會有房地產商兜底。目前城市土壤修復多是房地產商與政府聯合推動的。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農田土壤修復的經濟來源。我設想過，耕地將來可以采取一個承包修復的模式，農民自己沒能力修復，政府沒錢修復，我們可以委托一個農業公司或者投資公司，把整個幾千畝地方圈起來，做高產值的農業。
比如說種糧食，原來的土地產出的糧食一公斤賣兩塊錢、三塊錢，修復后我在這種綠色食品、有機食品、高經濟附加值作物，一畝地產量就是幾千塊或者幾萬塊。農田土壤修復的直接經濟來源我覺得還是來自于農田產品的升值，讓它產生的利潤回報到農田土壤修復中去，只有這樣取之于農田、用之于農田，改變農田的產業結構，才靠譜。
財新記者：除了耕地和城市土地外，中國另一個土壤污染的重頭在工礦企業的工業污染，比如礦上。對于這樣的污染，我們該怎么辦？
劉陽生：對于現在正在開發的很好辦，礦是你挖的，我就來找你了。麻煩的是，有些礦山荒廢停工已久，找不到原來的利益方，這樣的污染該怎么辦？我認為，停工廢棄礦山的這塊污染治理，主要還是得靠政府來做。好在礦山多在深山老林里，沒有人，也不種糧食，只要控制住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污染，把他固定在一個區域內就行了。
財新記者：我們觀察發現，對于土壤修復而言，中國的標準多還在征求意見階段，或者一些比較陳舊的試行方案。你覺得政策在下一步會有什么動作？學界又有什么期待呢？
劉陽生：中國目前的這些場地修復的標準，多是一些泛泛而談的標準，它們對于土壤修復這塊的標準還是比較難做的，比如說場地修復完以后，我是做住宅的、商業的、園林綠化的、景觀的，它的風險控制目標對象不一樣，修復的標準也不一樣。
如果是耕地修復，修復后是種玉米、大豆、大白菜、土豆、花生、水稻，標準和手段也是不一樣。也許達到一個標準，種水稻很好，但老百姓不種水稻，種土豆，種胡蘿卜，種土豆的時候也許很好，但是種胡蘿卜就不行了。比如說我把鎘修復得很好，達到土壤標準，結果種糧食，種胡蘿卜就出問題了，要不停琢磨它的生長習性，對重金屬吸收的機制，是不一樣的。對標準的制定是很困難的。
學界目前有個一個叫做環保產業協會重金屬污染防治與土壤修復專業委員會的組織，我是秘書長，機構設在北大。我們環保產業協會現在正在與環保部一同推進做土壤修復的技術目錄。
目前看來，工業污染場地好做，就幾大類。住宅地、商業用地、和園林綠化的標準也不難。現在令管理部門和學界最頭疼的就是農田，因為這涉及到每一個人，具體該如何劃分還在進一步的討論和論證中。■
（財新實習記者相蕙蓮對此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