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涼
聽說過“垃圾圍城”，卻很少有人知道垃圾都去哪兒了。是挖個坑，埋了？還是一把火，燒了？其實真正了解垃圾處理工藝的人并不多。事實上，傳統垃圾處理的確以衛生填埋為主，但近年來隨著相關工藝水平的改進與提高，垃圾焚燒發電發展勢頭迅猛，已然成為主流。
先進淘汰落后，新事物取代舊事物，這本該是自然規律。然而，近年來，因垃圾焚燒引發的“鄰避事件”接連被媒體曝光，不僅使垃圾焚燒相關討論話題迅速升級，而且也暴露出理論與現實之間的矛盾與尷尬。
所謂“鄰避”，即“NotInMyBackYard”，指居民或當地單位因擔心建設項目（如垃圾場、核電廠、殯儀館等設施）對身體健康、環境質量和資產價值等帶來諸多負面影響，激發人們的嫌惡情結，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及采取的強烈、有時高度情緒化的集體反對行為。
垃圾，燒還是不燒？或許已經不是個問題，至少已不再是個難題。但垃圾廠，建還是不建？在哪建？怎么建？卻始終沒有定論。在這場愈演愈烈的博弈中，政府、企業、民眾，三方當如何自處與共處？垃圾問題究竟能否依照科學程序解決？誰才是解開“鈴鐺”的關鍵所在？
垃圾焚燒重蹈PX覆轍？
2014年最熱門的環境與民生事件是什么，答案無疑是反垃圾焚燒。
9月13日，網曝“廣東省惠州市博羅縣部分群眾反對當地擬新建的垃圾焚燒廠，并自發上街表達訴求”，后官方聲明此項目實為該市生態環境園中的一個，而該園是集垃圾分選回收、無害化填埋、焚燒發電、生化處理、綜合利用等多種功能于一體的循環經濟型示范園區。盡管媒體報道“現場情況比較穩定沒有發生堵路、打砸搶燒等過激行為”，但據知情人士透露，質疑情緒在一部分民眾間依然如風一樣的存在。
類似的情況還曾發生在湖南湘潭。今年4月，湘潭市政府擬在當地的九華示范工業園區建垃圾焚燒項目，但項目開工沒多久便遭到湘潭大學、湖南科技大學等諸多教職員工的反對， 因為公眾意見強烈，湘潭市政府在5月下旬通報項目強制停工，迄今已有三個多月，七億多元的投資就這樣“懸停”在那里。但是，以現在湘潭的垃圾處理能力計算，到明年5月全市1000噸/天的垃圾將無處可以接納，這種形勢下，僅依靠百姓反對去推動事件進程顯然是解不了燃眉之急的。
影響更大的事件發生在杭州。今年5月上旬，杭州余杭區中泰鄉擬建立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消息引發了包括杭州城區居民、中泰鄉轄下村村民的擔憂。從5月9日起，不斷有城區居民和中泰鄉村民到規劃建造垃圾焚燒發電廠的九峰村聚集，并封堵路經當地的省道和高速公路，一度造成交通中斷，并有人趁機打砸車輛及人員。
一邊是日漸飽和、無處消納的生活垃圾，一邊是談“燒”色變、聞“燒”必反的普羅大眾，這便是當下中國多數城市垃圾處理現狀的真實寫照。這看起來與幾年前的反PX熱潮有幾分相似。2007年，廈門“有史以來最大工業項目”——總投資額108億元人民幣的PX項目因民眾反對強烈而停產。此后數年，大連、寧波、昆明、茂名等地相繼上演反PX事件，其演繹程度儼然一部電視連續劇。
不禁要問，同樣是涉及環境及民生的大型工業項目，同樣是動轍幾十億上百億的投資規模，垃圾焚燒會不會重走PX的老路呢？對此，業界莫衷一是。
“反燒”和“反建”是兩回事
一個饒有意思的現象是，每當反焚燒事件發生時，總會有個別敏感人士打著保護環境的旗號，拔刀的拔刀，亮劍的亮劍，大肆宣揚垃圾焚燒危害論。而“二噁英”一詞的出現直接使反燒派找到了“理論依據”。
不少公眾擔心垃圾焚燒產生二噁英，從而反對將焚燒廠建在自家門口。那么，垃圾焚燒是產生二噁英的罪魁禍首么？
對此，被媒體冠以“二惡英研究泰斗”稱號的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環境化學與生態毒理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鄭明輝表示，實際上目前生活中二惡英排放源很多，空氣和食品都含有二惡英，全世界任何角落都有。而生活垃圾燃燒排放的二惡英量是非常少的，預計不足總排放源的百分之一。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聶永豐教授也指出，作為垃圾處理方式的一種，焚燒在國外已發展百余年，技術成熟。我國自上世紀80年代末引進垃圾焚燒技術，至今也已經歷20多年的研究與實踐。垃圾焚燒具有占地面積小、處理速度快等眾多優勢，對于人口密集、土地資源稀缺、經濟發達的城市，焚燒無疑是處理垃圾的首選方式。
而針對被外界詬病的國家標準偏低問題，此前，環保部和國家質檢總局剛剛發布了《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GB 18485—2014)，其中二惡英類控制限制在用國際上最嚴格的標準。
那么，為什么仍有很多人反垃圾焚燒呢？聶永豐認為，這里面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對政府過去所作所為不滿意，包括專家把話說得太滿了，不管是反焚燒的，還是贊成焚燒的，可能有的說得太過頭；二是建垃圾焚燒廠涉及到人們心理承受的問題。
其實，垃圾燒還是不燒，在多數人看來已經不是問題的關鍵，甚至已經不能稱之為問題，即使在那些暴發過惡性事件的城市或鄉村，民眾糾結的也早已不是燒不燒的問題。垃圾焚燒，可以；建垃圾焚燒廠，也可以。但是，在我家門口建，對不起，不可以。湘潭某知名環保志愿者就曾公開表示，我們不反對垃圾焚燒，但如果能把湘潭的垃圾搬到株洲去燒，“那便是極好的”。
對此，鄭明輝解釋，其實“反燒”和“反建”是兩回事，如果是“反燒”，還可以討論，焚燒有什么問題，看能不能解決；如果是“反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據了解，按照計劃，我國在2010年至2015年期間要建造大約300家焚燒廠，國家的目標是將焚燒處置的生活垃圾比例從2010年的18%提高到2015年的35%。從這一層面來看，建設垃圾焚燒廠勢在必行。
政府應擔當橋梁紐帶
縱觀幾次反焚燒事件，不難發現，信息不對秤，缺少頂層規劃是事發主因。
杭州事件因為“政府沒有就此事向百姓進行科普和信息公開，大家感覺這是一件嚴重的壞事”，因此反應激烈。而湘潭垃圾焚燒項目頻頻受阻則是因為一些民眾“質疑政府在建設、規劃等某些環節的審批手續不全”，希望給個“合理的說法”。
各群體、階層之間的相互脫節是當下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然而，解鈴還需系鈴人，政府作為項目主體，理應有所擔當，以積極的態度解決問題，而不是一有人反對就擱置，擱置之后呢？造成的損失誰來買單？垃圾圍城的問題如何解決？
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劉陽生表示，垃圾焚燒場建在家門口，“看著不舒服是肯定的”，但是受益的是大眾，影響的是小眾，所以就剩下一個博弈的問題，這就涉及到選址的科學規劃問題，還有公平公正的問題，應該有一個利益回饋，但是不是生態補償，而是建一個焚燒垃圾廠給周圍帶來產業升級，給老百姓帶來生活和就業環境的升級。
鄭明輝也提出，有一個專門的詞匯是社區回饋工程，為了平息民怨，臺北市北投垃圾焚燒廠當時投資70億元，留下20億元做了社區回饋工程，包括在周邊興建了公園、游泳池和圖書館等設施，“社區周邊品質提高了，這時候老百姓不會萬眾一心的反對了”。
全國工商聯環境服務業商會秘書長駱建華也表示，反建和反焚燒是不同的概念。反建是一個社會問題，反焚燒則是一個技術問題。現在國內垃圾處理出現這么多問題，反映了一個城市的管理水平，“我們現在把責任推到垃圾焚燒這一塊，把解決問題的辦法推給專家，這是不合適的，更多的是地方政府的問題。”政府首先要明確，并向老百姓宣講，垃圾焚燒廠必須得建；其次還要靈活，遇到問題不能回避，不能搞一刀切，以大局為重。
杭州、湘潭兩地百姓因為政府不公開甚至封鎖信息而擔憂，但廣州“垃圾分類萬人行”和市長帶頭講解垃圾處理的做法卻得到諸多肯定，“至少態度誠懇，比較能接受，而且老百姓也了解了政府的做法和目的。”
而“四年磨一劍”的北京垃圾焚燒廠選址，最終舍棄六里屯，落戶魯家山，也是政府積極推動的結果。據了解，今年11月，魯家山垃圾焚燒廠將正式投入使用。作為北京市最大的垃圾焚燒廠，該廠焚燒垃圾產生的余熱用于周邊居民的冬季供暖，轉化的電能將輸到華北電網，為城市居民供電。
另據統計，去年全北京市垃圾無害化處理率達到99.3%，其中城六區垃圾全部實現無害化處理。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經建成4座生活垃圾焚燒廠，每天最多可以處理垃圾5200噸。垃圾焚燒、生化等資源化處理比例將占到53%。預計到2015年，焚燒和生化處理比例將達到70%以上，填埋處理比例降至30%以下。
從某種意義上說，垃圾焚燒項目在中國遇阻的根本原因，不是公眾對垃圾焚燒的無知，而是政府的決策機制呆板、老化、走過場。政府的角色不該是為垃圾焚燒的化學屬性做注解，也不是謀求表面上的“和諧”，而應是在項目決策的全過程中做到公開透明、合理合法，提高公眾參與度與公信力，真正起到橋梁紐帶的作用，最終推動城市“垃圾圍城”問題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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