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是垃圾數量逐年遞增，一邊是處理能力相形見絀；一邊是“垃圾場該建”，一邊是“別建在我家后院”。

　　如何處理好垃圾？政府部門左右為難，周邊居民坐立不安，垃圾處理項目進退失據。

　　人人制造垃圾，人人討厭垃圾。垃圾處理設施建設是公認的難題。世界范圍內的眾多“反建”事例表明，“垃圾之歌”一直充滿起伏的旋律?；蚧厥?，或填埋，或焚燒，或堆肥……我們丟棄的垃圾，或許比史料更能真實地記錄生活。選擇處理垃圾方式的過程，甚至可以映射出文明、人性和公共治理的狀態。

　　然而，沒有選擇的是，日益增長的垃圾產生量與現實的處理能力之間始終存在缺口。垃圾時時刻刻產生，若“處理”跑不贏“產生”的速度，就會“兵臨城下”；若處理質量低于科學標準和公眾預期，就會造成環境污染、健康損害，甚至傷了民心。

　　“垃圾問題到底是技術還是社會問題？是理念還是實踐問題？是政府還是民眾的問題？”因與垃圾結緣而放棄律師職業的北京環保人士黃小山感到困惑。現實中，來自政府、學界、企業、居民等各方的努力似乎無法擰成一股繩。更讓人擔憂的是，一些由于監管不力造成的負面案例，讓居民產生了不信任心理，談“垃圾處理項目”色變，以致哪里有項目上馬，哪里就糾紛不斷，甚至發生群體性事件，進而導致項目擱淺。小小垃圾，成為敏感話題。

　　焚燒還是填埋？二公式英有多惡？究竟如何選址？監管如何有效？垃圾分類與處理到底是什么關系？政府之惑、企業之惑、居民之惑……“惑”不得釋，“結”更難解。垃圾問題“脫困”，我們該怎么辦？

　　4月10日凌晨，北京市六里屯垃圾填埋場駛出灑水車向市政井偷排滲瀝液，被媒體逮個正著，根據新環保法，或將追究責任人刑事責任。8年前，六里屯要建焚燒發電廠，引發周邊居民4年多的反建活動，使得該項目最終被棄。

　　4月23日下午2點，阿蘇衛循環經濟園項目環評審批事項聽證會在昌平區環保局召開，各方代表進行了5個半小時的討論。5年前，這個在阿蘇衛填埋場建設焚燒發電廠的項目也因居民反建而擱置，今年重新啟動。目前，北京市環保局已經擬批準其環評報告。

　　兩個垃圾處理項目的“命運”相似卻又迥異，這也是人與垃圾關系困局的縮影。“填埋”與“焚燒”都是目前世界上處理垃圾的主流方式，都會對周邊環境產生一定的不良影響，除非在特定條件下，否則難以論定孰好孰壞。與填埋場相比，焚燒發電廠建設更為昂貴，動輒幾十億，但所需面積約為填埋場的1/20，同時垃圾減容能達80%以上，污染排放相對更加可控，還能發電以節約燃煤。

　　北京這般寸土寸金的特大城市，在老填埋場面臨封場但新填埋場無處可尋的現實下，焚燒發電廠似乎是無奈但最佳的選擇。但十幾年來，針對焚燒的爭議從未平息。“二公式英”“鄰避”“運營監管”“垃圾分類”，每個“關鍵詞”都能引來眾說紛紜。

　　抵觸焚燒發電廠，都是二公式英惹的“禍”？

　　未知才會帶來恐懼

　　垃圾“脫困”，首先必須“脫敏”。

　　“垃圾焚燒會產生二公式英，二公式英則會致癌”，這是居民抵觸垃圾焚燒發電廠建設的主要緣由。網絡上，關于垃圾焚燒廠周邊15公里內的癌癥發病率遠高于周邊的言論傳播甚廣。“百度百科”也如此介紹，二公式英毒性相當于氰化鉀的1000倍，砒霜的900倍，一盎司可殺死100萬人。

　　記者在調查中采訪了中國科學院環境化學與生態毒理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副主任鄭明輝，他是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組織制定《全球二公式英類污染源調查技術導則》的10名專家之一。

　　“很多信息都是以訛傳訛，目前中文網上關于二公式英類的內容80%以上都有錯誤。”鄭明輝表示，在二公式英類總計210種化合物中，只有17種有較高的毒性。由于其對豚鼠的半致死劑量為已知化合物中最低，因此獲得了“世紀之毒”的稱號。但“最毒”只是針對豚鼠，對于倉鼠、小鼠或者兔子等其他實驗動物的毒性則會大大減弱。

　　“對于人，至今世界上尚未有因二公式英類中毒致死報告，也沒有確定因二公式英類暴露而致癌的報告。未知才會帶來恐懼。”鄭明輝說，目前我國年排放二公式英類約10公斤毒性當量，其中大氣排放占5公斤，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排放量不到大氣排放的1%。而人體中存在的90%以上二公式英類是通過肉類、奶類、魚類等食物攝取。

　　在科學界，二公式英類是公認的持久性污染物，具有一定毒性、難以降解，可在生物體內蓄積，并通過空氣、水和遷徙物種進行遷移。對人類來講，過量攝入或者暴露的確會對健康造成危害。對此，鄭明輝坦承，“輕視或者恐懼都不可取。經過100多年的技術發展，垃圾焚燒產生的二公式英類是可防可控的。如同老虎有可能吃人，但如果我們知道它的習性，就可以掌握防止老虎傷人的辦法，比如把它關到籠子里。”

　　如何“把老虎關到籠子里”？鄭明輝表示，可采用措施使垃圾在焚燒爐內充分燃燒和徹底分解，從而避免二公式英類的生成。

　　由于預見到焚燒會成為垃圾處理的主要方式，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就開始立項制定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其中二公式英類就是控制指標之一。新修訂的《生活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自2014年7月1日起實施，將二公式英類的排放限值從嚴至每立方米0.1納克毒性當量，與世界上最嚴格的歐盟標準一致。

　　“在最不利氣象條件下，并且是在二公式英類最高濃度落地點，按照16納克的排放值，終身暴露的風險都可以接受。”談及目前實行的0.1納克標準，鄭明輝說，這絕非一個臨界值，而是“放心+放心”的標準。

　　盡管有了最嚴的控制標準，仍然沒有人會“喜歡”焚燒廠建在自家后院，同時，周邊居民還擔心垃圾焚燒發電企業會對數據造假。對此，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固廢處處長林晉文表示：“沒有什么藏著掖著的，今后垃圾焚燒發電廠的建設，既會有廢水廢氣廢渣的排放在線監測平臺，還會引進第三方駐廠專業人士，監管生產運營全過程，例如輔料是否足額添加等。”他還透露，今年北京還將研究出臺環衛設施監管辦法，確保企業完全在陽光下運營。

　　有環保組織曾詬病北京魯家山垃圾焚燒發電廠不公開二公式英類排放數據。2月3日，記者來到該廠區中央控制室。11時22分，1號爐膛實時顯示溫度為1088.6度。一般來講，達到850度以上，垃圾就可以充分燃燒。由于該廠仍處于環保驗收階段，因此數據暫時沒有對外公布。“試運行期間，我們委托國家環境分析中心測了多次，二公式英類排放都遠低于0.1納克，環保驗收完畢后會及時向社會公開信息。”技術負責人趙樹明說，“我們天天在這兒，如果有污染，我們是第一受害者。”

　　目前，二公式英類尚不能實現技術上的實時監測，根據生活垃圾污染控制標準，企業對煙氣中二公式英類的監測每年至少開展1次，并且公開數據。“盡管不能實時監測，但是可以通過爐溫、一氧化碳、殘渣熱灼減率等間接指標來判斷二公式英類的排放。”鄭明輝說。

　　林晉文表示：“焚燒發電廠應當研究二公式英類排放指標的發布機制，包括歷史數據和發布渠道，并作為發電廠的規范固化下來。”

　　“哪兒都不讓建，那垃圾怎么處理？”

　　選址難背后的利益權衡

　　據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提供的最新數據，2014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產生量為733.84萬噸，日均2萬噸。由于廚余垃圾分出率僅為5%左右，因此需要處理的混合垃圾的含水率近60%。這意味著，每天要產生大量的垃圾滲瀝液，也就是飽含有機污染物的“垃圾湯”。

　　“垃圾湯”是臭氣的主要來源。“那是一種類似消化不良的蔫屁味兒，直攻心肺，余臭繞鼻，三日不絕。”關注垃圾處理多年、足跡遍布國內外大小垃圾處理設施的環保人士黃小山形象地說。

　　除了臭氣，還有污染排放帶來的不良影響，導致無論是填埋場還是焚燒發電廠，如同大街上的公共廁所一般，人人都需要，但都不想其建在自己旁邊，即所謂的“鄰避”。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的官員在與居民溝通時，總能聽到“不管你們在哪兒建，就是不能在我們這兒建”的觀點，可是，他們也很苦惱，“哪兒都不讓建，那垃圾怎么處理？”

　　2009年，北京發布《關于全面推進生活垃圾處理工作的意見》，提出為滿足今后50年可持續發展需要，北京將在東南西北方位選址規劃4個大型生活垃圾綜合利用循環經濟園區。目前，北京東有高安屯，西有魯家山，還有正在開工建設的南宮和大工村垃圾焚燒廠，基本能滿足北京市東部、西部和南部生活垃圾處理。但北部地區是生活垃圾處理能力“洼地”，超負荷運行的填埋場在未來幾年均面臨封場。

　　在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程師徐海云看來，垃圾處理設施建設遭遇了地產利益沖突，“高爾夫球場影響生態環境，國家三令五申嚴禁建設，還是屢禁不止，蓋因與地產利益一致。垃圾處理設施建設大家都認為是必需的，卻無容身之地。”

　　徐海云認為，在現有生活垃圾填埋場選址建設焚燒發電廠應是優先選擇。“這是一種改善模式，污染能夠顯著減少，無論對周圍環境還是周邊居民健康都是有益的。”他同時表示，若是選址到人煙稀少的地方，不僅運輸費用會大幅增加，運輸過程產生的污染排放也會增加。

　　1994年，阿蘇衛填埋場投入運行，設計日處理能力為2000噸，設計填埋容量1191萬立方米，在承擔東城、西城、昌平以及朝陽區部分生活垃圾處理重任下超負荷運行，日進廠量約3600噸。截至2014年12月，已填埋900余萬立方米，僅剩兩年服務年限。徐海云表示，若能在阿蘇衛填埋場基礎上建成焚燒發電廠，不僅可以緩解垃圾處理壓力，還能將埋藏了20余年的陳腐垃圾陸續挖出并焚燒，從根本上解決填埋場“骨子”里對土壤和水源可能造成的污染問題。

　　黃小山稱自己5年前是個堅定的“鄰避分子”，“怕的就是房子貶值”。不過，他認為自己在對垃圾處理深入了解后理性多了。“我去日本考察時，發現他們的焚燒發電廠就在市中心，相當于北京的西單、國貿！在二三十年內，出于無害化的考慮，我支持焚燒。”

　　除了對于污染的擔憂，“鄰避”背后是利益得失的衡量。在鄭明輝看來，“換位思考”在政府與民眾溝通中尤為重要。“我們不能總寄希望于公眾自愿犧牲自身利益，還是要利用補償機制讓居民感到利益平衡。”他建議在垃圾處理設施整體預算中列入社區回饋工程這一塊，例如在附近建公園、圖書館、游泳池等，或者在電力、熱力供應上給予周邊居民一定優惠。“國外有的焚燒發電廠修建得很漂亮，里面能夠喝咖啡，周邊地價一點都沒受影響。”

　　林晉文表示，北京正研究如何在產業、就業、設施惠民等方面促進垃圾處理設施周邊區域環境發展，“對于跨區域處理生活垃圾的區縣，目前每噸垃圾收取150元補償費，7月1日起增至173元，用于周邊環境的改善。”

　　同時，“信息公開透明”也是緩解周邊居民“鄰避”心態的“良藥”。當得知北京市環保局受理了關于阿蘇衛循環經濟園環評聽證申請后，周邊社區居民認為這體現了政府部門的誠意和進步。

　　“技術再可靠，運營不可靠怎么辦？”

　　用公開贏得信任

　　“一想到每天要燒的都是混合垃圾，就感覺劍懸頭頂一般。”采訪中，垃圾焚燒發電廠周邊居民這樣對記者訴說。他們始終擔心，垃圾含水量太高會導致燃燒不充分。

　　據了解，目前垃圾入爐前需經過5至7天的堆放發酵來保證熱值，技術先進的焚燒爐具有處置混合垃圾的能力，煙氣凈化設施也能最大程度降低污染排放，不過居民仍然怕“萬一沒弄好”帶來的后果。外地一些焚燒發電廠的負面新聞也加深了他們的疑慮，“技術再可靠，運營不可靠怎么辦？”

　　在鄭明輝看來，政府面對信任危機時，不能不作為，更不能逃避，給老百姓造成一種“那東西真不行”的恐慌，一定要把運營監管放在“聚光燈”下，向公眾公開與垃圾處理項目相關的信息。其中，對污染控制設施的管理是重中之重。

　　“高安屯已經裝上了長期采樣器，北京市環保局可以遠程操控，隨機設定某個時間段進行采樣，再進行監測，從而獲得二公式英類排放的平均值。”鄭明輝說，“居民擔心的二公式英類排放問題靠嚴格監管可以解決，例如讓企業定期公布污染防控中的活性炭、消石灰等原料使用臺賬，以及飛灰處理運輸聯單等。”

　　黃小山則表達了一個疑惑，“我到過國內許多垃圾焚燒發電廠，補貼從幾十到幾百元的都有。類似的垃圾成分，同樣的環保標準，為什么補貼不同？另外，到底需要多少錢才能既保證污染控制，又讓廠子有合理的利潤？”

　　據了解，從垃圾扔出家門的那一刻起，費用就開始產生。在小區中，每一戶居民要交納幾十元不等的衛生費，從而保證垃圾收運到街道的垃圾轉運站，此項工作主要由物業承擔。從垃圾轉運站開始，費用主要由所在區縣“買單”，包括交給北京環衛集團的每噸150余元運輸費，以及根據焚燒、填埋、堆肥方式不同而有所差異的處理費。

　　以焚燒為例，今年7月1日起，北京每噸垃圾的處理費為253元，分類垃圾則為153元。“北京有統一的生活垃圾處理調控核算平臺，區縣將費用交付到這個平臺后，我們再對各個垃圾處理設施進行結算，不夠的話由市財政補貼。”林晉文說。

　　從垃圾焚燒發電廠來看，收入主要由處理費和上網電費構成，以垃圾年處理量100萬噸、上網電量2.8億度來算，平均下來每噸約為435元，但支出則是多方面的。從“三廢”處理支出來看，每噸飛灰的處理費為1580元，爐渣85元，滲瀝液70元左右。僅飛灰一項，每處理1噸垃圾，就要支出47.4元。

　　針對污染控制方面支出，記者調查發現，每家焚燒發電廠對于輔料的添加量有一些差異，以消石灰為例，每噸垃圾的投放量從8公斤到15公斤不等。操作人員主要依靠經驗以及入爐垃圾成分確定，尚未有統一標準。

　　根據規劃，北京要在2015年達到“4∶3∶3”的垃圾焚燒、生化處理和衛生填埋比例目標。但是這個目標不是“死”的，由于土地缺乏，北京希望能夠做到原生垃圾零填埋，即盡可能地將生活垃圾進行焚燒和生化處理，剩下的“爐渣”和“殘渣”等再進行填埋。換句話說，按照北京目前每天2萬噸的垃圾產生量，除去5%左右的廚余垃圾用來堆肥，北京希望將1.9萬噸垃圾實施焚燒處理，僅對焚燒后剩余的爐渣以及堆肥殘渣予以填埋。

　　如此一來，作為危險廢物管理的飛灰處理變成了難以回避的問題。據了解，北京目前4座垃圾焚燒發電廠的總設計處理能力為每天5200噸，按照3%的產生率，飛灰日產生量則為156噸，現有能力尚能滿足處理需求。隨著生活垃圾處理結構的變化，若以焚燒作為主要處理形式，飛灰的日產生量將會達到570噸，年產生量則為20.8萬噸，超出北京目前的飛灰處理能力。

　　“要贏得居民的信任，就需要把每筆賬算清楚，并向社會公開。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焚燒發電廠可靠運行。”黃小山建議。

　　垃圾分類，看似不難可為什么就是做不好？

　　我們都是第一責任人

　　就垃圾分不分類，記者隨機采訪了10名行人。8個人以“沒時間”“沒人管”“環衛都是混收垃圾，因此沒必要分類”等作為沒有分類的理由，僅有兩人表示會將干濕垃圾分開。

　　垃圾不分類會帶來什么麻煩？

　　除了產生大量“垃圾湯”，影響入爐垃圾熱值，還會污染原本可以回收的資源，同時摻雜在廚余垃圾里的其他垃圾會影響堆肥效果。數據顯示，北京市目前每天有3900噸的堆肥能力，但是分出來的廚余垃圾只有幾百噸。同時，目前堆肥的品質相對較差，多數只能用于園林綠化。

　　15年前，北京被列為全國8個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之一；5年前，北京開始試點第一批垃圾分類達標小區，目前達3365個，占全市小區總數七成。不過，分類達標考核側重硬件配備和人員操作規范，投放效果等“軟件”占比較小。

　　據測算，目前北京市民的分類投放正確率不到10%，其中還包括通過垃圾分類指導員實施二次分揀后達到的5%廚余垃圾分出率。在黃小山看來，“混收就不用分類”的邏輯完全錯誤。“環衛工人打開垃圾桶一看根本沒分類，干嗎還多此一舉分三輛車運呢？”他認為，只有絕大多數人做到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和運輸才有意義，政府分類處理垃圾的體系才能建立起來。

　　26歲的小伙子栗陽畢業后選擇當一名垃圾分類宣傳員，不管是“線上”的微信、微博、網站信息發布，抑或“線下”垃圾桶旁不厭其煩宣傳分類各種好處的“婆婆嘴”，他都能玩轉兒。他說，也受到過很多委屈，但是北京“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的垃圾處理目標就是這樣踏踏實實、一步一步走出來的。

　　“其實咱們每個人才是垃圾分類的第一責任人！”黃小山一再說。5年前，他和北京市政府代表團一道去日本考察，去之前不太了解東京有垃圾日歷。“我問一位主婦，她家是不是每天都吃生魚片，她說不，一般周三吃。為什么？因為周四才讓扔廚余垃圾。”對比目前國人垃圾分類的意識，他有些悲觀，“我們考慮問題往往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強化權利，提出要求，卻忽視自己的責任和義務。”

　　北京已有規定對垃圾不分類的居民進行懲罰。

　　“罰20元，居民覺得無所謂，同時執法成本太高，難度也太大。”林晉文坦言，“我們應當重視運用經濟手段，引導居民進行垃圾分類。”

　　林晉文所說的經濟手段正是向居民收取垃圾處理費，這也是國際上的通行做法，美國、韓國、日本等國家均按實際排放量收取費用。

　　根據2012年3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北京確定要逐步建立起生活垃圾處理收費制度。不過，目前北京生活垃圾處理的費用都由各區縣承擔，經濟壓力難以傳導到居民身上，對垃圾減量和分類的作用微乎其微。

　　“目前，我們正在協同發改委等部門研究垃圾處理收費標準，但是仍有一定難度。”林晉文表示，目前外省市試點比較可行的方式是與自來水捆綁收費，可以和水量掛鉤，也可以定額，仍會依照多排放多付費、少排放少付費、混合垃圾多付費、分類垃圾少付費的原則進行收費。

　　被不少“垃圾圈”人士認為是啟蒙書籍的《垃圾之歌——垃圾的考古學研究》中寫道，在垃圾管理中，似乎道德勸阻遠不如收費更具效力。若能按照計量收費，這種經濟手段還會影響到商家，促使他們使用更少的包裝，設計更易于回收再生的產品。

　　“100年都未必能解決好垃圾分類。”黃小山說，“因為這需要每個人都意識到垃圾和自己有分不開的關系。誰產出，誰負責，不但承擔道義上的責任，還要承擔經濟上的責任。”

　　這幾年，阿蘇衛周邊居民王海麗幾乎沒有扔過廚余垃圾，都用來堆肥。她教兒子從小就做垃圾分類，因為她相信蝴蝶效應，相信先扇動翅膀的這些蝴蝶會帶來大的改變。

　　或許，當下的我們，才是第一張多米諾骨牌。

　　《 人民日報 》（ 2015年04月24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