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農村垃圾治理不成問題，完全可以靠自然的消納能力實現自凈。但是現在的農村垃圾不治理不行了，它已經嚴重污染到農村的土壤和水體，甚至影響農作物的生長”。日前，住建部村鎮建設司副司長王旭東在解釋一項關于農村垃圾治理的新政策時如此坦言。
隨著中國經濟水平和群眾消費能力的提高，許多工業化產品開始大量輸入農村。農村垃圾，不再只是傳統的農產品殘余和農村生活垃圾，新增加的無機垃圾、工業垃圾、建筑垃圾，已突破了環境的自凈能力。
農村垃圾長年堆積，未建立制度化的外運和保潔機制；農村處理垃圾的基礎設施不足，轉運去向和城鎮消化能力受限，均使總量不亞于城市垃圾的中國農村垃圾問題日顯迫切。王旭東說，在調研時發現，由于農村垃圾污染了一部分地表水，一些地方的井不得不打得越來越深。
為了向每年規模至少在1.1億噸以上的農村垃圾問題“宣戰”，日前，包括住建部、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農業部、財政部、環保部、國家發改委、全國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辦公室等在內的10個部門聯合發文，公布《關于全面推進農村垃圾治理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為全面解決農村垃圾問題訂下目標和策略。
《指導意見》要求，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全國90%以上村莊的生活垃圾要得到有效治理，實現“有齊全的設施設備、有成熟的治理技術、有穩定的保潔隊伍、有長效的資金保障、有完善的監管制度”；農村畜禽糞便基本實現資源化利用，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率達到85%以上；農膜(指農地用的保溫塑料膜)回收率達到80%以上；農村地區的工業危險廢物，其無害化利用處置率要達到95%。
此外，在全國農村地區，還要因地制宜地建立“村收集、鎮轉運、縣處理”的垃圾處理模式，并將農村垃圾的處理范圍，由過去只限于農業生產生活垃圾，擴充到建筑垃圾、農村工業垃圾等等。
農村垃圾每年上億噸 總量不亞于城市
根據住建部的數據顯示，目前中國農村約有6.5億常住人口。僅生活垃圾部分，若按每人每日產生0.5公斤計算，一年就可產生約1.1億噸垃圾，這還不包含農村地區產生的建筑垃圾、農村工業廢料。
然而，目前農村垃圾的收集處理率只有35%。王旭東坦言，過去農村垃圾常采用“運動式”清理，也就是將垃圾從路上掃到溝里，從溝里掃到田里，“表面看可能是干凈了，但事實上并沒有得到徹底清理”，沒有建立長效機制，“過一段時間又會恢復成老樣子，還是臟亂差”。
即便從2005年起，住建部等部門整治農村整治環境已有10個年頭，但垃圾治理問題始終進展緩慢，成果保持困難。
2014年，住建部又協同有關部委，啟動了農村生活垃圾治理專項行動，提出用5年時間,全面治理農村生活垃圾；此次出臺的《指導意見》，更將農業生產垃圾和農村工業垃圾納入治理標的。
王旭東分析，處理農村垃圾這一“老大難”問題共有五大難點：第一，許多農村陳年垃圾泛濫，未外運未處理的垃圾已經積存達數十年；第二，農村地域廣闊，村民居住分散，進行垃圾收集的成本比城市要高；第三，農村基礎設施匱乏，轉運設施不足，垃圾堆積之后未經處理就易成為集中污染源；第四，經估算，農村垃圾產生總量與城市差不多，每年都有上億噸。如果將農村垃圾一下子都運到城市進行處理，城市的垃圾處理設施根本無法承受。
他舉例，“比如一個庫容13年或15年的(城鎮)垃圾填埋場，如果將農村垃圾全部納入進去，可能三五年就要封場，使用壽命大大縮短”，為此，《指導意見》提出了多項治理手段、定下具體任務：如建立穩定的村莊保潔隊伍，根據作業半徑、勞動強度等合理配置保潔員；推行垃圾源頭減量，鼓勵企業對可回收資源加大回收力度；全面治理生活垃圾，根據村莊分布、經濟條件等因素配備垃圾車，相鄰鄉鎮共建共享垃圾轉運站；以及將農業生產廢棄物和工業固體廢棄物納入治理，查處在農村地區非法傾倒、堆置工業固體廢物的行為，嚴厲打擊危險廢物污染環境的違法行為等等。但是，一些專家和基層鄉村工作者，對于落實上述措施的整體路徑設計─即所謂的“村收集、鎮轉運、縣處理”模式，并不完全看好。
交通條件制約垃圾收集效果
不少專家對財新記者分析，經濟水平與交通水平，是制約垃圾治理效果的兩大客觀因素，這也導致“村收集、鎮轉運、縣處理”的模式，在目前中國多數農村的可操作性受到局限。
北京大學環境與能源學院教授欒勝基指出，在于大量沒有路的農村，“垃圾轉運成本是非常高的”，因此“村收集、鎮轉運、縣處理”模式，只能在少數富裕、通路的地方行得通。在大片不富裕、不通路或交通不方便的地方難以實現，須要中央或地方財政大量支持才能做到。
即便從農村實現了垃圾外運，縣城里的垃圾處理容量也是有限的。欒勝基舉例稱，中國許多縣的縣域面積是很龐大的，如果一個縣有幾十個、上百個村，“這些村的垃圾全部都運到縣里去處理，縣城自身還有很多垃圾，這個量會非常大”。
在河北省衡水市，一位長期關注農村治理問題的陳姓媒體工作者告訴財新記者，“城中、城邊村還好，離城區遠的村子根本沒什么效果，(農村垃圾)大部分還是大坑填埋，也沒有保潔員”。
全面建村莊保潔制度 財源怎么攤
此外，《指導意見》還提出，要將“政府主導，依靠群眾”作為農村垃圾治理的基本原則，并將建立“村莊保潔制度”作為一項重要內容提出，鼓勵村民參與、出資出力，以保證村莊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
在面對媒體訊問時，王旭東曾計算，對于經濟條件一般的村莊，若按每個農民一年產生約180公斤的生活垃圾來算，一年的垃圾處里成本約為55元。如果每個農民每年繳12元，相當于每月繳1元，便可基本負擔起垃圾的村內收集成本；而垃圾的轉運和后續處理成本則由政府負擔。
農村的現實情況，和住建部的推算相去不遠。河北省河沿縣的一名干部向財新記者介紹，目前河沿縣平均500人配一名保潔員，每月鎮里為每位保潔員支付400元工資。保潔員清掃村里街道和清理垃圾池，如果將這筆錢分攤到每位村民身上，則每人平均每月分攤0.8元，與住建部算出的每月1元較為接近。
但是，目前在當地聘用的保潔員卻不負責收集各家各戶的垃圾。“村里住的很分散，都是一家一戶的小路，根本掃不過來”。
因此，即便每個農民每月支付1元，也僅能做到比較粗放的垃圾處理。但按照住建部的設想，農村地區的保潔員不只要負責垃圾清掃和收運，還要負責垃圾收集的監督和宣傳。
王旭東解釋，農村保潔員不僅是處理者，還是監督員；不只要監督農戶的垃圾分類和投放的地點是否正確，而且還要監督垃圾轉運部門，是否及時清運了收集起來的垃圾。這是農村保潔員與城市環衛工人最大的不同。
至于在財源支撐方面，王旭東說，中央財政、中央預算內投資、地方各級的財政和預算內投資，都要對農村垃圾治理有所支持。對于貧困村的垃圾收集保潔費用，政府要負起“兜底”責任；有條件或比較富裕的農村地區，則可以采用市場化的方式，引入企業管理，比如以競標方式選擇負責垃圾收集和保潔的專業隊伍。
源頭減量才是關鍵
此外，對于農村大量存在的過度包裝工業產品，或可回收的塑料、農藥瓶等等，《指導意見》中也提出，對于可再生資源，要鼓勵企業加大回收力度，既可以提高利用效率，也便于垃圾源頭減量。
欒勝基建議，對于賣出去的農藥、農膜，企業應擔負起回收的責任，“不能賣出去就不管了，這樣才能減輕一大部分垃圾排放量”。他建議，應當建立廢品回收制度，由政府給企業一定的補貼，讓企業發揮積極性，“要讓企業把運往農村的垃圾，回收一定的百分比。要有這樣的要求，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欒勝基認為，《指導意見》中的多數措施，例如將果皮、廚余降解為有機垃圾；將畜禽糞便以及秸稈等農業廢棄物合并處理，發展生物質能源；把灰渣、建筑垃圾等惰性垃圾用于鋪路填坑或就近掩埋等等，都是從中端及末端進行的垃圾治理。對于源頭減量的設計和考慮較少。但只有從源頭減少垃圾，才能真正減輕農村垃圾治理的負擔。
為防止本已沉重的農村垃圾問題再添外來壓力，《指導意見》還要求要全面排查、摸清陳年垃圾存量、分布和污染情況；重點清理村莊路邊、河邊橋頭、坑塘溝渠等地方堆棄的垃圾；禁止城市向農村轉移堆棄垃圾，防止在村莊周邊形成新的垃圾污染。
《指導意見》還明確了縣級政府是農村垃圾治理的責任主體，要負責建立保潔制度、建立收運和轉運設施、制定管理規章，并負擔維護垃圾處理設施的責任。
對于垃圾治理效果的驗收方式，王旭東則提出5個“有”─包括有分類、有收集、有轉運設施、有資金保障、有長效機制等指標。
住建部表示，今年將對四川、山東、北京等5個省市進行驗收，明年還將對7個省進行驗收，計劃3年完成驗收18個省市。住建部對各省（區、市）農村進行的垃圾治理情況評價結果，將抄送省級人民政府，并在工作落后的省份約談相關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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