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十條”的熱議讓剛剛出現的土壤治理市場從幕后走到了臺前。不過企業的熱情和無序的市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如今的環保圈恐怕沒有什么比“土十條”更加令人期待，但政府、業主已愈發習慣將土壤修復打造成展示環保決心的窗口，這使得土壤修復成為大氣污染、水污染之外另一個充滿蓬勃張力的市場。
在油田、石化、煤化工環保領域，已有不少企業躋身土壤修復領域，他們憑借先行一步的技術和管理嚴陣以待，期待著在未來新興市場中搶占先機。在這個傳統環保公司、跨界的玩家共同組成的市場里，這些企業野心勃勃，發揮著著各自獨特的優勢。然而做為第一批吃螃蟹的企業，他們也充滿焦慮，謹慎前行。
在這個出現不過2年左右的市場中，百花齊放的熱潮引發了記者對土壤治理商業模式的思考。除了商業模式之外，我們也沒有忘記探尋一個重要的事實：新興的產業、不完備的政策，究竟存在哪些問題。
經過反復調研、論證，記者發現了一些普遍規律。
企業抱團進軍
5月17日，杰瑞集團向印尼國家石油交付的SOR油泥回收成套設備交付儀式在開發區的杰瑞工業園內舉行。這場邀請國內外眾多石油公司的發布會本來與土壤修復沒有太大關聯，但在交付儀式結束后，一行嘉賓被特意帶到了離現場不遠的杰瑞環保科技公司的實驗室內，場景突然改變，開始參觀杰瑞環保油泥處理成果。
2015年，隨著石油產業的冷熱變化，隱約感到行業巨變的杰瑞集團將旗下能源服務板塊拆分，形成獨立環保公司——杰瑞環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杰瑞環保)。走出油田，在更廣闊的城市土壤環境治理尋找新的增長點則是這家剛滿周歲公司未來的主要目標。
無論主業如何，從業者關注的是如何將自身的主業和土壤修復更加緊密的聯系在一起。然而，目前沒有一家公司能夠在技術上形成絕對的壟斷，因此在洶涌而來的淘金潮中，沒有人孤軍奮戰，企業大都抱團進軍。
然而，能否在這個龐大市場中取得佳績，站穩腳跟，關鍵還是是否掌握工藝技術、工程設計能力、裝備制造和服務的能力，也就是說，是否能夠給客戶提供整體解決方案。在技術能力并不全面的時期，以并購、合資獲得自有技術與資質無疑是最高效的捷徑。這使得EPC總承包商成為最具話語權的角色，譬如5月，杰瑞并購華夏彩云說明，總包商是巨頭們爭相競購的目標，另一方面也在積極尋求有相關技術的企業展開合作。
無獨有偶，也是在去年6月，以工程機械裝備起家的企業——中聯重科聯合曼達林基金共同投資7500萬歐元(折合人民幣約5.08億元)獲得意大利納都勒公司75%的股份。這家成立于1990年的意大利公司在全球其他國家投資、運營的土壤修復項目超過30個，也正是這次合作，中聯重科獲得了土壤修復EPC資質。
以上是跨界進軍的佼佼者，這些企業以實體設備起家，通過并購、合資的模式，打開了土壤修復領域的大門。實際上，市場中還活躍著大大小小，不太知名的玩家。他們和巨頭一起，組成了市場有機整體，但它們決策更為便捷，甚至打法更為靈活，譬如成立合資公司。
今年剛剛建立的環美環境，則是由一些多年從事生物質EPC、生物菌技術的企業家共同發起，環美環境總經理助理朱清(同為公司發起人之一)介紹：“我們的合伙人甚至都不在一起辦公，大家對各地熟悉的市場都很熟悉，這個行業就是你只擁有一項技術不行，全國各地的土壤環境都不一樣，不僅需要多種技術配合，你還得懂各個地方不同地區市場運作。”
在低價競標、戰國時代、紅海成為環保市場代名詞時，我們卻發現，跨界進入的玩家在土壤修復領域以各種模式進行協同。其背景不容忽視——突然興起的市場，技術門檻是所有玩家的首要難題。
西部市場遇冷
西部地區由于具有豐富的煤炭、礦產、石油資源，加上承接了東部部分地區傳統石油、高耗能產業產業遷移的重任，引發了土壤大范圍的土壤污染。“土十條”發布后，西部地區具備較大的土壤修復的市場潛力。
然而，經過多方調研，《能源》記者發現，很多在水務、固廢領域跑馬圈地的企業在宣布自己雄心勃勃的土壤修復計劃之后，卻在土壤修復領域謹小慎微，將眼光聚焦在有限的東部市場。特別是江浙滬、長三角一帶。
不斷被曝光的重金屬污染事件在東部地區形成的巨大社會壓力，無形中成為了市場的重要推手。一些城市身邊的角落也不斷加入這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行列之中。其中主要地區以東部人口稠密地區為主，而相比之下，西部有機物污染由于主要聚集在化工園區，離居民稠密區有一定距離，其社會效益遠遠小于重金屬造成的公眾恐慌。
此外，政策導向仍然偏向了以重金屬污染為主的東部地區。不久前，中央下達重金屬專項資金36億元支持30個地市重點區域重金屬治理和37個重金屬土壤污染治理與修復示范工程。根據這項政策，土壤環保中重金屬、重金屬治理將是重點。這類污染的重點區域多是過去經濟發展比較快、工業比較發達的東中部地區。
由于商業模式、收入來源單一，土壤修復成為了地方政府意志的體現。污染場地的治理本身難以量化，修復過程不產生現金流，BT、BOT 等商業模式很難在土壤修復領域有大規模的應用，更不用說PPP了，企業的收益根本就是看能不能達到政府的紅線，企業和政府間是一錘子買賣，高度依賴于地方財政支出，因此，政府的財政能力又決定了在土壤修復中的資金配比。
然而，按照十二五期間的財政預算，土壤修復資金需求為1400多億元，但實際用于全國污染土壤修復的中央財政資金為300億元。西部地區只有個別特殊地區獲得中央財政支持，譬如額濟納旗，出于對胡楊林的保護，中石油在當地開采石油有專項環保投入，其中不少投入來源于石油公司本身。
另一方面，則是環保行業高度的地域性，在土壤修復領域同樣凸顯。由于缺少行業準入門檻，跨界者眾多，市場已有飽和的趨勢。
“不是我們不愿意去西部，而是現在已經拿不到路條了，你會發現路條被一些莫名其妙的公司，房地產商、煤老板等拿走了，都是一些關系戶，他們拿到路條自己先掙一筆，然后再把項目外包。給出的預算就很低了，連我們的差旅都不夠。”一位業內人士對《能源》記者表達了自己的無奈。
并非所有從業者都對西部保持悲觀態度。不久前，杰瑞高調收購從事尾礦污染修復寧夏萬邦公司，正式進軍西部市場。在王丕學看來，礦產修復、油泥處理這些領域不應有東西之分，關鍵在環保投入的產出效益還存在問題。只要政策完善，預計計西部地區也非常得快，所以現在要搶先布局。
對于企業來說，想真正走向西部市場，除了等待中央政策導向外，還需要更健全的商業模式，好在他們還有足夠的時間去摸索。隨著政策的逐步完善，土壤修復市場將會規模化發展，商業化更成熟，上市公司未來將會大規模的進駐，也不排除會出現PPP、BOT模式。如真如此，亦會有大規模相應需求的低成本資金進入，這是環保市場的必然邏輯。
秩序缺失
上海環境科學研究院項目經理張銘源(化名)表示，“我們投標一個尾礦修復項目，這些尾礦業主都是煤老板，后來招標的過程中大概有30多家。其中有不少都是不具備資質的企業。我記得有一家企業本身是做房地產的，還有做瀝青的，但由于目前沒有資質規定，在法律上沒有門檻，什么樣的企業都來參加投標了，最后中標的是業主親戚。”
以上遭遇并非孤例，《能源》記者采訪的多家企業也曾遭遇過類似問題。
“當時政府指定了一家檢測機構，我們有點懷疑，因為我們做鉻元素處理的，也就是說把有毒的正6價的鉻通過還原劑還原成無毒3價。他們檢測方法是通過還原劑看看是否有沒反應完全的，但還原劑在空氣中會有一部分被氧化，最后導致了檢測結果有偏差。政府毫不在意。我們因為擔心產生檢測糾紛，最后撤出來了。檢測結果決定了你能不能獲得尾款，但隨著檢測機構的社會化，整個產業也是亂象叢生，根本原因還是沒有相應的檢測標準去規范這個行業。”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表示。
王丕學認為：“市場吹的很大，是出于自己利益。客觀來說有個萬億的規模就已經很不錯了，甚至有人覺得更少。現在國家還沒有一些相關的針對場地修復、土壤修復的規范標準，基本上處于一個無序的狀態。”
“土十條”剛頒布，我們很難預測這個市場多大。是否過剩、洗牌潮何時到來我們都言之過早，但從2014年起就要頒布的土十條拖延至今是否即將發布仍然是迷，其背后錯綜復雜的原因則引發我們深思。
從政策制定者角度來說，這需要打破常規以污染源為導向的制定邏輯。我們熟知的水、噪聲、固廢、大氣，它們大多是污染源為導向。但土壤有時候往往并非污染源，更多的是被污染介質。同時，土壤污染又是系統性存在的，這涉及到了更復雜的生態學范疇。其實拿一個最簡單的問題來看——土壤污染究竟是固廢、大氣、還是水污染?恐怕回答起來沒那么容易。
當前，土壤修復從業者普遍參考的是1996年國家發布的一個《土壤環境質量標準》。2008年，國家再次發布了《土壤修復征求意見稿》，但這仍與預期目標差異很大。
“這個是一個通用性的標準，就像類似于水的環境質量標準和大氣的環境質量標準。他是針對末端的標準。實質上，真正需要產業發展還應當有相應的控制標準，因為控制標準是針對污染源排放制定的，從量上都會有個規范，有個界定。現在大氣、水都有了控制標準，對排放者進行約束，也就創造出了相應的提標改造市場，這才是未來市場的主要推動力，但是從土壤并沒有約束。所以市場規模很局限，而且行業亂象叢生。”上述業內人士表示。
目前，參與標準制定的機構以國企、研究機構的力量為主導。政府已經開放民營企業參與到標準制定當中，譬如，前文所述的杰瑞集團已參與到了異位修復當中，但這已是極少數能夠參與標準制定的民營企業，真正的參與度十分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