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在六月五日“世界環境日”之前，“土十條”終于公布了。
5月28日，國務院簽發“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簡稱”土十條”。這份歷時三年打磨的治理計劃，明確提出到2020年土壤污染加重趨勢得到初步遏制，2030年全國土壤污染質量穩中向好，到本世紀中葉，土壤環境質量全面改善，并且落實到具體數字：2020年受污染土地（包括耕地和其它地塊）安全利用率達到90%以上，2030年達95%。
廣東生態修復與土壤研究所研究員陳能場告訴中外對話，該方案宏觀管理的思路沒有問題，例如計劃建立土壤污染監測網絡、對農用地按污染程度進行分類管理、強化未污染地保護等都很好。
但是整體的目標和具體計劃難以掛鉤，是否能達到治理目標，單從文字上看很難判斷。他說，污染水平的判斷遵循什么標準，什么叫“安全利用”，是否按計劃執行就能達到90%的安全利用率，其實都沒有說明。給人的感覺還比較空。
最關鍵的是現在土壤污染的基礎如何并不清楚——有多少受污染土地，在哪里，當前達到“安全利用”的受污染土地是多少，并沒有公開的數據支撐。他無法判斷可能的工作量和操作難度。
底數不清，是中國土壤污染治理舉步不前的癥結所在。
治理看摸底，信息要公開
2006年到2010年，環保部和國土資源部聯手開展了"全國土壤污染情況調查和污染防治工作"。調查結果的統計性報告在2014年發布，在約1500個調查區的近萬個調查點位中，超標點位占16.1%%。由于全國污染場地數遠高于取點場地數（中國土壤修復網站編輯高勝達預計污染場地有30-50萬塊），有學者認為該調查太過于粗略，未能真正體現污染的程度。
今年4月常州外國語學校土壤污染事件之后，環保部部長陳吉寧曾拿表態要對全國污染狀況進行一次詳細的摸底調查。“土十條”第一條也提及：2018年底前查明農用地土壤污染的面積、分布及其對農產品質量的影響；2020年底前掌握重點行業企業用地中的污染地塊分布及其環境風險情況。
但是鑒于上述“粗糙”的調查持續了近4年，要在2020年前的三年多時間內完成更詳細的污染定位和風險評估等工作，難度可見一斑。
公眾環境研究中心（IPE）主任馬軍表示："我相信已經有一張地圖存在，只是出于各種原因未能公開"。但是，土壤污染肉眼不可見，污染位置、污染物指標等數據不公開始終讓公眾無法相信也無法監督治理效果，最終可能會大大降低治理效率。2006-2010的調查，最終也未公開具體的點位和對應污染物信息。
馬軍對中外對話說，他認為政府現在沒有就公開已有的土壤污染點位的信息，可能是擔心一下把信息丟給大眾，造成恐慌。高勝達也說，環保部現在強調信息的“有序公開”。
民間地圖
常州外國語學校事件之后，IPE發布了一張土壤污染風險地圖——中國第一張公開的土壤污染源風險地圖。
IPE篩選了化工、礦業、冶煉等13個土壤污染重點行業，選取4500家重點行業企業和廢棄物處理單位（包括國控污染源3998家，有過環境違規問題的非國控污染源502家），以及729個重點行業工業園區，通過將這些企業和園區定位繪制完成。
根據篩選的污染源信息繪制的點位圖。圖片來源：IPE
這并不是一張土壤環境質量地圖，它不顯示土壤污染點位和污染程度，而只是標注了可能的污染源。但馬軍希望這張看起來“沒什么力度”的地圖，能夠推動土壤污染信息逐步公開，并逐漸提高民眾對污染信息的接受度。
這些污染風險源所在地，可以肯定是棕地（brownfield），一旦搬遷就涉及清理修復和再利用。通過跟蹤這些風險源的搬遷變化，也可以逐步累計污染地塊信息，實現真正的污染點位和地塊的信息公開。在此過程中，由于風險源搬遷以及排污等監督都需要公眾的參與，有助于大家更多了解土壤污染的危害。
“這樣環保部再公布污染信息的時候，大家也就不會是一味恐慌了。”馬軍說。
他認為，信息公開是個逐步放開的過程，IPE能繪制這張污染風險地圖的基礎，也是因為環保部門近十年來不斷擴大的大型污染企業信息公開，以及不斷加強的監管信息公開，提供了數據基礎。
事實上，“土十條”也已經規定了信息公開的項目，如規定各地要根據工礦企業分布和污染排放情況，確定土壤環境重點監管企業名單，列入名單的企業每年要自行對其用地進行土壤環境監測，結果向社會公開。但具體公開什么內容，還不可知。
馬軍希望信息公開的內容能夠盡快明確。他擔心最后又只是公開經過匯總的信息摘要，而沒有具體點位和污染物信息；此外，現有的企業污染信息公開對有毒有害物質不夠重視，一些量雖少但危害極大的污染物信息未能公開。如能仿照美國《超級基金法》的做法，立法要求企公布有毒物質排放清單，將極有助于污染的防治監督。
當然，在哪里公開也很重要。土十條沒有提及建設公布平臺的問題。“如果沒有一個像空氣污染信息公開平臺AQI（Air Quality Index）一樣的平臺，企業不知道在哪里公開，或者公開了大家也找不到，就失去了公開的意義。”馬軍說。
根據4500家重點行業企業和廢棄物處理單位，以及七百多個重點行業工業園區位置信息繪制的風險等級示意圖。
圖片來源：IPE
責任和錢要落實
摸清了底數，治理起來錢從哪里來就成為了更重要的問題。
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的張俊杰副教授告訴中外對話，他認為最關鍵的問題是責任落實，這直接決定了錢從哪里來。
他認為“土十條”中的“誰污染誰治理”以及“污染治理和修復終身責任制”的提法和美國土壤污染治理法案《超級基金法》的力度應該是不相上下的。不過，當前“土十條”并沒有明確污染者“負責”的具體形式（例如，繳納治理資金、委托第三方治理等），后續還要討論。馬軍則擔心，現在企業轉讓之后污染責任由接手企業承擔的規定是個漏洞。若接手企業沒有治理能力，或在嚴格追責下破產，就得政府接盤。原企業可能利用這個制度缺陷逃避責任。
正如陳吉寧部長年初在會議上提到，土壤污染“大治理”強調的是“風險管控”，“土十條”并沒有投入大把資金進行土壤修復的意圖，而是提出，將整合“重金屬污染防治專項資金”等，建立“土壤污染防治專項資金”。
對此產業界略有些失望。重金屬污染防治專項資金設立于2010年，每年投入數十億人民幣，去年激增至90億多，但和土壤治理的數以萬億計的資金需求規模來比，則顯得微不足道。“土十條”提出加大政府資金投入、撬動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等，目前還沒有具體的實施辦法。產業在治理中的參與度暫時不明朗。
值得期待的是，按環保部人士的解讀，“土十條”將推動形成土壤污染防治產業鏈，預計可拉動GDP增長約2.7萬億元，可新增就業人口200萬人以上。
不管怎樣，“有土十條比沒有總是有進步，”陳能場說，土壤污染治理效果和很多條件相關，治理成效如何，還要看后面的工作怎么開展。馬軍也表示，有些模糊不清的地方，還要積極去推動，期待在后續的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規條例中明確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