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剛
在《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已經控制的26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以下簡稱“POPs”）中，二噁英減排難度最大。我國二噁英排放源廣泛，涉及行業眾多，問題復雜。減少或消除二噁英等無意產生 POPs 的排放是國務院2007年批準的《中國履行〈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國家實施計劃》（以下簡稱《國家實施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過去的近十年中，我國充分借鑒發達國家二噁英減排的成功經驗，在主管部門和各方共同努力下，有效地控制了二噁英排放量的增長趨勢。與此同時，我國仍處在二噁英排放總量相當高的階段，二噁英減排工作仍面臨挑戰，任務艱巨。
美國、日本、歐盟等發達國家和地區都曾經有過二噁英排放量高、對人體和環境生態造成風險大的階段，如1985年歐盟的二噁英排放總量為13690 g-TEQ，1987年美國的二噁英大氣排放總量為 13473g-TEQ，1997年日本的二噁英排放總量為7，602 g-TEQ。可見，歐盟和美國在上世紀80年代的二噁英年排放總量的最高值大大高于我國2004年的二噁英年排放總量10237 g-TEQ。
在充分認識二噁英問題的嚴重性之后，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相繼啟動二噁英減排控制行動，并通過多年努力，成功地削減了二噁英的排放總量。比如日本2003年二噁英年排放總量在1997年基準上削減了95%，美國2000年二噁英年排放總量在1987年基準上削減了90%，歐盟2005年二噁英年排放總量在1985年基準上削減了85%。隨著污染源排放總量的有效削減，環境介質中二噁英濃度逐漸下降，顯著地降低了二噁英對人體健康和環境生態系統的風險。
在過去的十多年中，我國圍繞二噁英削減控制，在政策法規、新源控制、舊源減排、監測保障等方面開展了大量的工作，有效地控制了二噁英排放的增長趨勢，為持續減排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陸續發布了多項針對二噁英減排的政策。2005年國務院發布《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暫行規定》《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2005年本）》，將削減和控制二噁英排放的技術開發與應用列為鼓勵類產業。2007年國務院批準了《國家實施計劃》，明確了我國二噁英控制的戰略目標和行動計劃。2010年環境保護部、外交部等9部委聯合發布《關于加強二噁英污染防治的指導意見》，為我國二噁英污染防治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到2015年建立比較完善的二噁英污染防治體系和長效監管機制，重點行業二噁英排放強度降低10%，基本控制二噁英排放增長趨勢。2013年環境保護部發布《二噁英污染防治技術政策》，提出了推行源頭削減、過程控制、末端治理、鼓勵研發等措施。2015年環境保護部發布《重點行業二噁英污染防治技術政策》，提出到2020年，顯著降低鐵礦石燒結、廢物焚燒等重點行業單位產量（處理量）的二噁英排放強度，有效遏制重點行業二噁英排放總量增長的趨勢。
二噁英排放新源控制力度不斷加大。在二噁英新源預防方面，我國以強化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為核心，通過完善各種技術政策、產品淘汰目錄、產業結構調整目錄、污染排放控制標準等政策法規，不斷加大對二噁英排放新源的控制力度。2011年修訂《環境影響評價技術導則總綱》，在生活垃圾焚燒、危險廢物處置、醫療廢物處置、水泥生產、農藥建設等領域將二噁英作為評價指標。2011年修訂《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將小型焚燒爐以及再生鋁、再生銅、再生鋅所用的反射爐、土燒結礦、熱燒結礦、30平方米以下燒結機等納入淘汰類；將采用元素氯或可生成元素氯化學品為漂白劑的紙漿等納入鼓勵類。同時通過新增或修訂針對新源的排放標準，促進新源采用BAT/BEP。
已有二噁英排放源減排步伐加快。在已有二噁英排放源減排方面，以強化清潔生產審核制度為核心，發布了造紙工業（廢紙制漿）、鋼鐵、氯堿工業等行業的清潔生產標準；針對重點排放源，《關于加強二噁英污染防治的指導意見》要求各省每年依法公布應當開展強制性清潔生產審核的二噁英重點排放源企業名單；按照公約要求，遵循先試點示范、再逐步推廣的原則，在造紙、鋼鐵、氯苯等重點行業推行BAT/BEP，降低現有源的二噁英排放量。此外，修訂和新增了制漿造紙、鋼鐵燒結、煉鋼、水泥窯協同處置固體廢物、生活垃圾焚燒、再生金屬（銅、鋁、鉛、鋅）、火葬場、石油化工等重點行業的二噁英排放標準，使二噁英減排工作有法可依。
二噁英監測監督能力不斷提升。環境保護部、國家衛生衛計委、國家質檢總局等部門和地方政府、大學和科研院所以及企業通過不同的投資方式，先后建立了30多個二噁英監測分析實驗室，部分實驗室通過了中國合格評定國家認可委員會（CNAS）的認可，參加了環境保護部組織的二噁英監測比對，監測能力不斷加強。完成了對鋼鐵燒結、危險廢物焚燒、生活垃圾焚燒、再生金屬生產等二噁英重點排放源的系統監測和調查，以及重點排放源的現狀及發展趨勢的分析工作。此外，通過面向不同層次的多種形式的宣傳教育，增強了公眾對二噁英的認識以及對減排控制工作的關注，公眾參與監督力度明顯提高。
我國過去十年的二噁英減排工作有效保證了《國家實施計劃》的落實。與此同時，由于二噁英減排工作起步較晚，我國仍處在二噁英排放總量相當高的階段，減排工作面臨諸多挑戰。如何和國家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結合并將二噁英減排融入到常規污染物的減排工作中，如何科學可行地確定我國不同階段的二噁英減排目標；如何進一步完善二噁英控制相關的法律、標準、政策體系； 如何建立適合國情的BAT/BEP技術體系并推廣應用，以推進重點地區和重點行業的二噁英減排工作；如何建立嚴格的二噁英減排監督機制，以確保減排目標、法律法規、政策措施的進一步落實。
作者系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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