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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個十年過去，環保工作進入全面治理的新階段——2013-2016年，大氣、水、土壤三個“十條”相繼發布，為污染治理指明方向；2017年，“大氣十條”首戰告捷，第一階段目標如期完成；同年，黨的十九大提出用3年時間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藍天保衛戰、柴油貨車污染治理等七大戰役全面打響。
人類環境的前景究竟如何，這是每一個人關注的問題。從上世紀80年代的環保基本國策，到90年代可持續發展戰略，再到當今新時代的生態文明思想，環境保護的概念不斷升華、飛越。歷史經驗反復證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發展道路，將帶來難以承受的環境與資源代價。環境與發展問題是緊密相連的，不應將二者分開看待。期待有一天，我的子孫一如我的童年，在家鄉清澈的小河中歡快嬉戲，青山綠水裝點著他們的夢境，金色田野鋪滿了他們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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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產業的發展與改革開放40年來的污染狀況、治理需求同步。環保行業的第一個重要發展節點，出現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一批賣設備、搞工程的環保公司率先嶄露頭角。只是因工業規模相對較小，污染影響當時更多為局部、點狀，治理需求并不十分急迫，環保行業遠未形成規模化發展。1992年，小平南巡講話在全國掀起一輪大規模經濟建設，重化工業大肆擴張，各地上項目、鋪攤子的熱情高漲，對環境形成巨大沖擊，污染從“點源”擴大至“面源”。1997-1998年，政府開始拿出“真金白銀”治理污染，一批污水處理廠和垃圾處理廠就此建設。
污染的加劇累積，讓2000—2010年成為環保產業發展最為艱巨的10年。但同時，隨著市場化手段的介入，產業也迎來新的發展機遇，治理模式發生劇變。例如“十五”末期，我國環保指標非但未完成，反而出現污染加劇的情況。當時雖無“治霾”概念，但國家已下決心治理二氧化硫，并相應出臺了脫硫電價補貼政策。二三百家脫硫公司仿佛一夜之間冒出，推動全國脫硫機組裝機容量占比從2004年的8.8%躥升至2011年的87.6%。脫硫電價與后來的脫硝電價、垃圾焚燒上網電價等激勵政策，反過來也推動了環保產業的市場化進程。
進入2010年，節能環保被列為戰略性新興產業，年產值一度超過1萬億元，年復合增長率最高達30%。除民間資本爭相進入，一些央企、國企也紛紛開疆拓土。例如，中石化就曾注資300億元專用于固廢資源化處置及土壤修復。
值得關注的是，在取得多方發展的同時，我國環保產業也存在著集中度偏低等問題，環保企業長期處于“小而散”的狀態、鮮有巨頭出現，整個行業“只見星星不見月”。例如，擁有6000萬人口的法國，全國只有2家環保企業，我國人口是法國的20多倍，環保企業數量卻接近5萬家，這并不合理。因此下一階段，環保產業將迎新一輪“并購潮”，中小企業陸續被市場淘汰，企業數量屆時或降至50-100家。這些企業均掌握真正的獨門核心技術、核心裝備，資本與技術將成為其未來發展的“兩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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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世界發展一般規律，當一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均GDP處于500—3000美元水平時，往往對應著人口、資源、環境等瓶頸最為嚴重的約束時期。而我國改革開放40年，也是污染物排放不斷增加的時期，如今人均GDP上升至8000美元水平，并繼續向著1萬美元邁進，在渡過“瓶頸”的基礎上，大家對生態環境的訴求越來越高。
訴求的本質便是高質量的能源發展——生產方式從黑色高碳走向綠色低碳，消費方式從粗放低效走向節能高效，通過技術進步、技術革命不斷支持能源的轉型升級。例如，近20年來，我國節能量約占全球節能總量的二分之一；本世紀前15年，我國能源強度累計下降約30%。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國單位GDP能耗已由2010年的2:1進步到2015年的1.7:1，該比例目前進一步降至1.55:1。
再如行業層面，主要高耗能行業的能效也不斷優化。我國燃煤電廠每千瓦時供電煤耗2015年平均已降至310克標準煤，其中先進燃煤電廠在污染物排放達標的同時，每千瓦時煤耗只有276克，屬世界領先水平。近3年還淘汰了9000多萬噸鋼鐵、2.3億噸水泥等落后產能，這也帶來了超3億噸標準煤節能量。
可以說，節能作為最潔凈的能源，不僅是能源、環境及氣候安全的重要要素，也是一個社會公民素質和國家現代化程度的體現，對我國這一人口眾多、人均資源短缺的國家意義尤其重要。節能增效是先進能源體系所追求的基本目標之一，現已占據我國能源戰略的首位。
不過，在成效初顯的同時，我們也應看到，我國單位GDP能耗相比日本等高能效國家仍高出4倍多，能耗依然偏高、提效潛力巨大。我認為，轉變發展方式是根本，下一步應緊抓改善能源結構的機遇，從追求速度、貪多求大轉向追求質量和效率；調整產業結構是基礎，“綠色低碳美麗”并非平面擴張就能實現，它需要新的增長點來推動，而能源結構的綠色轉型，尤其是向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發展正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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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地區冬季采暖，一頭事關民生福祉，一頭連著“藍天白云”。40年來的供暖發展史，涉及供暖方式、供暖質量、能源利用及技術進步等方方面面，是環境向著高質量發展、高水平保護的一個典型“窗口”。
改革開放初期，北方地區的供暖面非常狹小，不僅普及率低，采暖舒適度也難保障，只有少數大城市具備集中供暖或燃煤鍋爐供暖條件。我記得在上世紀80年代初，大多采暖需求還是自發的，比如白天上學教室燒煤球、晚上抱熱水袋才睡得著，更別提所謂環保意識。
如今，從分散自用到集中供熱，從基本需求到體驗舒適，熱源的變化在其中尤為突出。改革開放前30年，無論城市大型熱電聯產還是農村家庭取暖，各地多以燃煤為主，尤其是農村地區大量使用散煤，雖然滿足了人民生活需求，但也伴隨著越來越嚴重的冬季大氣污染問題。例如，在北京，當時污染實際相當明顯了，辦公桌上到了冬季天天都是一層黑色灰塵。同時，供暖能耗占到全國總能耗的比重也逐漸增大，目前已達到15%左右。
供暖從“非清潔”向“清潔化”轉變，主要發生在最近10年，尤其是在最近3年提倡了“清潔取暖”理念后。這不僅僅是供暖方式轉變，即由燃煤供暖拓展到用電、用氣及更多樣的能源，同時更是發展理念的變遷。一方面，環保意識不斷增強，促進供暖方式隨之變革，過去高耗能、高污染的用能方式不再適用，供暖逐漸向低碳、節能、清潔型過渡。另一方面，供暖也是重要民生問題，一切圍繞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從滿足基本溫飽到越來越高的環境要求，清潔取暖與百姓訴求相吻合。
此外，這些年取暖還伴隨著供暖系統管理向著智能、高效發展，供暖設備更加多樣與先進，建筑供暖能耗逐年降低等各種變化。在此基礎上，也要客觀看待所處環境，相比發達國家，我們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包括從按供給采暖向按需供暖、完善室內空氣質量等轉變，我國距離高質量清潔、高效供暖的路還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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