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全國工商聯提出關于加快環境基礎設施特許經營立法的提案，希望從完善法律法規、加強制度建設入手，進一步推進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運營的市場化改革、提高環境服務的質量和效率。
　　而在2008年，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上，全國工商聯就已提交了《關于以行政法規規范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制度的提案》，盡管得到了相關部門的關注，但相關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較好解決。

　　急需相關法律法規調整規范
　　“特許經營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而是一個系統，涉及到法律法規、產業和價格等多方面問題。任何行業的特許經營都很難由某一個部門完全負責，要受到各個方面的制約。”提案執筆人之一、清華大學水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濤表示，在法律法規還不甚完善的情況下，出現一些問題是很正常的。
　　實踐表明，特許經營制度對法律制度支撐體系的要求非常高、也非常迫切。而在全國工商聯環境服務業商會看來，相對于目前的實際工作，特許經營制度的立法層級還不高，難以有效發揮作用。“當前的特許經營制度是以原建設部2004年頒發的《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為基礎建立起來的，《辦法》雖然對改革中需要涉及的產權、土地使用、價格管理、投融資機制、經營期限、市場準入等方面都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闡述，但是由于部門規章的局限性，在改革實踐中，會出現與其他部門規章之間的矛盾，且不容易溝通化解。”
　　更現實的問題是，《辦法》的適用范圍顯得非常有限。隨著環境保護事業和環境產業的不斷發展，一些新興的領域不斷涌現，特別是環境基礎設施出現了許多新問題、新探索，急需相關法律法規予以調整和規范，但現有《辦法》難以涵蓋，導致當前環境基礎設施部分領域出現了“無法可依”的現象。比如，特許經營權質押貸款的問題，業界呼聲強烈，卻因為由于沒有相關的法律法規支持，銀行和企業都不敢嘗試，使得一個在國外運用良好的優良融資工具閑置。
　　市場經濟各項體系中，產權是個核心問題、關鍵問題。為此，我國產權制度的改革也一直在艱難探索中。在城市供水行業中，推進特許經營制度需要以資產所有者與經營者的分離為前提。而當前恰恰正是產權制度的改革給特許經營制度出了一道難題。
　　提案中明確指出，特許經營制度依托的是有限產權的資產處置方式，強調在經營層面引入市場準入機制，在產權層面保障政府安全控制，面臨與目前產權改革的處置方式不一致的問題。供水行業出現產權和經營期限的困惑主要來自于全國產權制度改革方面的“干擾”，將一般性產權改革的理念用于供水的特許經營體系，必然造成一系列的不適應。
　　法國、美國等發達國家采取的特許經營有不同的模式，但其良好運轉的背后無一例外是一個包括法律法規體系、監管制度等在內的制度體系。而一個完善的、被大家認可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規范一旦形成，參與到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運營中的各方都會獲益:政府、投資者等形成穩定的預期，減少投資風險，同時對政府承諾和保障進行約束，減少合同糾紛。最終受益的是享受到優質高效服務的居民。
　　為此，提案建議，由國務院法制辦牽頭，國家發改委、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環境保護部等相關部門，認真總結市政公用事業近年的改革經驗，結合國家推動環境產業發展的戰略舉措，盡快出臺市政公用設施特許經營的行政法規，明確執法主體和特許經營權內涵、登記機關、質押程序、獲得和退出機制等相關問題。同時在新制定的行政法規中，將市政公用設施尚未包含的一些新興的環境基礎設施納入調整范圍，進一步擴大法規的適用范圍，以更好地推進我國環保事業和環境產業的健康發展。

　　重要問題是監管落后
　　去年以來，各地水價“跟風上漲”引起軒然大波。水價該不該漲、怎么漲、誰說了算等問題引發各方爭議。除了水價，老百姓頗為不滿和不安的還有自來水水質，近年來，供水安全事故引發的停水斷水事件也時有發生。這些現象的背后其實都是監管機制出了問題。提案中特別強調了特許經營制度實施所面臨的各種監管難題。
　　九龍治水的格局造成各級政府部門的監管職能界定不清晰，分工不明確，職能重疊，多重監管并且隨時可以調整，這不但增加了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難度，降低了行政效率，還增加了企業負擔。監管方式單一、水平落后，沒有形成一個多方位、立體化的監管體系，是當前特許經營制度面臨的首要問題，也是加強立法建設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
　　“特許經營是一種責任轉移，本質上是政府通過市場機制讓企業幫助自己工作，但主要的監管責任仍在政府。”傅濤說。當前，我國在特許經營方面的主要監管內容是經濟性的價格監管和進入監管，而對于社會性監管還剛剛起步。
　　提案中指出，引入市場化機制之后，事業單位逐步向企業轉型，政府補貼逐步退出。但是公用事業的服務定價與收費機制卻不能滿足市場運作要求，尤其是污水處理費和垃圾處理費的標準與征收遲遲不能全面落實。價格監管上的滯后，實際上制約了市場化改革的進程，也嚴重影響了提供產品服務的質量和效率。
　　對于價格監管，目前政府普遍使用的是“企業成本＋稅費＋合理利潤”定價機制，沒有形成一個理性、客觀、符合規范的良性公用事業定價機制。這就一方面造成了相關企業面臨收入無法滿足合理投資收益的目標，良性運作機制無法形成；另一方面，沒有被公眾認可的定價機制，使得進行價格調整勢必會遭遇重重阻礙。
　　此外，市場準入的監管方面，對于特許經營者的選擇，往往競爭不足，難以顯示市場真實成本；在普遍服務的監管方面，還沒有使用交叉補貼、設立普遍服務基金等手段來履行政府義務；在企業外部監管上，還沒有廣泛動員社會公眾和輿論的力量，去年媒體廣泛報道的“聽證會代表冒名頂替”等事件就充分暴露了聽證制度的不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