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隨著綜合國力明顯增強，環境保護投資有了較大增長，2006～2010年已累計約21623億元。但目前我國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環保投資總量不足，還面臨較大資金缺口。環保投資沒有長期、穩定、持續的資金來源，且受經濟發展等外部制約性和波動性影響較大，應構建環保投入與GDP、財政收入增長的雙聯動機制，以確保環保投資增長與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同步提高，優化環保投資結構和投資效率，實現社會經濟環境效益的最大化。
一、 我國環保產業投資評析
1、 環保投資總量不足，難以滿足實際需求
我國近年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呈逐年上升趨勢，2010年環保投資達到歷年最高水平6654億元。環保投資占GDP比例也上升較快，由2001年的1.01%提高到2010年的1.66%。年均投資增長率從“十五”期間的18.8%上升到“十一五”期間的22.7%，投資增速明顯加快。但我國過去環保投資的嚴重不足造成歷史欠帳較多，環境質量改善還存在較大資金需求。
一是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隨著城市化進程加速而凸顯滯后。雖然“十一五”期間市政污水處理設施建設數量和進度明顯加快，但“十二五”期間全國規劃范圍內還需投資近4300億元，用于新建污水管網，新增和升級改造污水處理設施。由于城鎮化快速發展導致生活垃圾激增，全國垃圾處理能力也相對不足。“十二五”期間需投資近2600億元，開展無害化處理設施、收運轉運體系建設和存量整治工程、監管體系建設等。二是我國工業三廢污染物排放量大，而工業污染治理需要采用深度處理工藝以實現穩定達標排放，新老項目污染治理費用總額巨大。“十二五”期間要應對工業水污染防治、脫硫脫硝除塵、危險廢物和醫療廢物處置、污染土壤修復、重金屬污染治理等治理壓力，僅脫硝市場投資需求就達千億，迫切需要加大工業污染領域投資力度。三是我國環保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仍然低于世界其它國家。從世界各國環保投資情況分析，德國1985年污染削減和治理投資占GDP比重為1.4%，1995年兩德統一后又提高到2%；日本在工業化快速發展時期，1975年全國環境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9%，自1990年以來環境投資占GDP的比重在1.5%～2%之間；美國1998年污染削減和治理投資占GDP比重也高達1.6%，而我國2010年達到的歷史最高比重也僅為1.66%。
2、 環保投資效率不高，設施負荷率低
國內環保投資效率不高表現在城市污水與垃圾處理設施、工業污染治理設施的建設和運營管理的效率不高，特別是環保設施正常運行率低。2009年底全國城市污水集中處理設施平均運行負荷率僅為73.9%，縣城污水集中處理設施負荷率為44.8%。
一是城市污水處理設施的管網配套不完善、垃圾處理設施收運體系不健全導致設備運行負荷率低，沒有達到預期投資效果。雖然國家也安排了財政預算投資配套建設污水收集管網，但在現有管網基礎薄弱和新建污水設施處理能力增強的復合效應下，污水收集與處理能力呈現不均衡增長態勢。尤其管網鋪設具有一次性投資量大和回收期長的弊端，回報率顯著低于污水處理設施的運營收益，社會資本的逐利性使其很難進入此領域。城市生活垃圾的收運體系也存在類似問題，其根本原因都在于污染物收運環節缺少穩定財務效益，國家財政無法長期全部覆蓋環境治理設施的配套服務體系。二是污水處理設施建而不運。部分地區征收的污水處理費仍不能足額彌補運營成本，地方環保主管部分監管措施不嚴也都造成設施負荷率低。
3、 環保融資渠道不暢，市場化程度不高
隨著計劃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場化配置資本的作用逐漸顯現，我國已基本建立了多元投資主體通過多種渠道介入環保產業的投融資體制，現有資金來源有政府財政、外資、銀行金融機構和民間資本等。
由于國內環保產業起步較晚，在規模、技術、效益、經營等各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著較大差距，經濟附加值高或具有較好環境效益的環保設備制造業和環境服務業產值比重不高，使國內環保產業總體具有投資大、回收周期長、回報率低的特點。因此，環保企業特別是非公有制中小環保企業從商業銀行貸款較為困難，而民間資本、國外資金多以BOT、TOT等融資模式進入，存在回收資金壓力，還難以發揮主導作用。受國家財政預算和負債制約，政策性資金和國債等投入總量有限。總體來講，國內環保投資還缺乏可持續的資金來源渠道。
環保產業具有穩定的盈利前景和回報能力，尤其投資風險小，適合于社保基金、保險基金及住房公積金等具有政府背景、追求穩定收益的資本進行長期價值投資和保值增值，應利用市場手段拓展國內、國外資金渠道，利用發行債券、企業上市等新型融資手段，引導更多企業和社會資本進入環境污染治理市場的投資、設施建設和運營管理領域。
二、 環保投融資現狀
隨著經濟體制與投融資體制改革的深化和環境保護事業的發展，我國初步形成了由多元投資主體和多種渠道組成的環保投融資體系。國內已形成依托國家稅收收入、行政事業收費、國債等政府財政收入為基本保障，上市融資、企業債券、銀行信貸、企業“三同時”資金為重要渠道，產業基金、外資等作為有效補充的投融資格局。
1、 國家財政投資
我國中央及地方政府環境保護投資總量逐年增加，已從2000年的654.6億至2010年的1443.1億元。此項投入來源于稅收、國債及行政事業收費等，并以公共財政預算、環保專項資金形式體現。如2010年城市維護建設稅的24.9%用于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從近十年國內環境污染治理的來源分析，國家財政性資金所占全國環保投資的比例逐年下降，已從最高70%減少到27%，表明環保投入已從過去以政府財政預算內資金為主轉向以其它渠道融資為主。這主要是國家開放環保市政公用事業后，環保標準日趨嚴格、規模效益逐漸遞增和運營效率的提高改善了行業整體經營環境，增加了行業對資本的吸引力和競爭力。
我國環境保護專項資金規定專用于環境污染防治項目的撥款補助和貸款貼息。例如在2001至2007年間，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投入910億元財政性資金及國內銀行貸款，用于“三河三湖”流域城鎮環保基礎設施、生態建設及綜合整治等7大類共8201個水污染防治項目建設，遏制了水污染惡化趨勢，改善了流域水質和水環境質量。財政性資金采取“先建后補”、“以獎代補”等方式，在環境基礎設施快速建設期間發揮了重要的引領作用。但是在執行過程中也存在部分污染防治資金管理和使用不規范，地方政府挪用、虛報和滯留污染防治資金的問題。
雖然國家財政在環保投資的主導地位逐漸減弱，但在某些效益低的環保領域還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垃圾處理行業中財政撥款占比52.4%，而22%的自有資金和16.4%的商業貸款還沒有延伸投資于城市垃圾收運體系等社會環境效益高、財務效益不顯著的領域。因此，國家應保持政策性資金規模的適度增長。由于中央政府的宏觀調節能力有限，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和債務危機造成地方環保投資力度差異很大。而地方政府環保投資缺乏有效的收入保障，也就難以維持環保投資以改善區域環境質量。
2、 銀行信貸投資
我國自2007年7月實施“綠色信貸”以來，國有5大商業銀行和12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對綠色產業都給予了重點支持。根據各銀行社會責任報告顯示，截止2010年底，國家開發銀行和國有4大行綠色信貸余額已達14506億元。其中，工商銀行以5074億元居首，占比35%。國家開發銀行4956億元，占34%。建行與中國銀行分別為1958億元及1921億元，比例均為13%左右。農業銀行綠色信貸余額最小，僅為597億元，占比4%。從總體趨勢來看，我國銀行業批準的節能環保項目貸款總額逐年增加，國家開發銀行一直是環保產業貸款融資的主要力量，其它國有商業銀行已調整信貸結構向綠色經濟領域傾斜，但環境保護領域的投資總量及漲幅遠小于節能領域。可以預見，銀行業逐漸增加綠色產業融資發放已成為大勢所趨。
由于各銀行統計歸類環境項目所屬的領域和口徑不同，且多將節能項目貸款并入計算，因此定量評估銀行間環保信貸績效難度較大，下面僅以國家開發銀行為代表分析銀行業綠色信貸情況。“十五”期間國開行環保貸款發放額為1183.5億元，約占“十五”期間全國環境保護總投資額的14.1%。而“十一五”期間國開行共發放節能減排貸款5860億元，提高約4倍。但國開行改為股份制后主營債券市場，弱化了國有政策性銀行對環保產業貸款融資的支持力度，這與發達國家在工業污染嚴重時期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從工業化國家來看，政府對企業治污給予長期低息貸款，并采取由國家政策性銀行擔當起污染防治投融資的主角。日本在1975年的財政投融資中，日本開發銀行、中小企業金融合作社、國民金融合作社以及公害防治事業團等四個機構的公害防治投資貸款額為3185億日元，其貸款利率為6.85%～8%，低于市場平均利率9.1%，兩者之間的差額367億日元。
作為環保企業間接融資主要途徑的商業銀行貸款，也存在貸款融資不暢的問題。由于環保企業抵押品除土地、廠房設備等固定資產外相對較少，而較多特許經營的環境污染治理項目資產缺乏完整產權，無法滿足銀行評審部門基于風險控制方面對傳統抵押物品的相關要求。另外，環保企業在環境設施投產運營前并不能以收費權質押，只能以公司股權作為還本付息的保證，客觀上也增加了銀行貸款融資的難度。當前，國內以治污收費權質押貸款方式缺少權威金融管理機構的登記核查，導致部分銀行為避免企業違約風險不予發放貸款。因此，環保企業在環保項目投資建設期通過銀行信貸融資面臨巨大壓力。
3、 環保企業上市融資
我國環保企業近幾年在國內外證券市場融資進展迅速，水務類企業北控水務集團(00371)、首創股份(600008)，大氣污染治理類企業國電清新(002573)、菲達環保(600526)和龍凈環保(600388)，固體廢物處理類企業桑德環境(000826)，環境監測類企業先河環保（300137）等均已在國內上市。此外，國外上市公司也有數家，如中德環保在德國主板掛牌交易，博奇環保已登陸日本主板。
根據大智慧軟件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2月16日節能環保板塊共有股票166支，占滬深兩市股票總數的12%左右，平均每股凈資產為3.81元，與其它31個行業平均值比較呈中等水平。從凈資產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兩個指標來考察環保上市公司盈利狀況的絕對和相對水平，節能環保上市公司平均每股收益為0.29元，平均凈資產收益率為7.68%，在31個行業中盈利能力基本處于中等水平。環保上市公司在規模上處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其行業風險低和投資收益率低的特性決定了盈利能力和股票含金量并不突出。以碧水源（300070）和桑德環境（000826）為例，截至2011年三季度，碧水源每股收益0.25元，凈資產收益率2.73%。桑德環境每股收益0.462元，凈資產收益率13.94%。而釀酒食品類五糧液每股收益1.269元，凈資產收益率24.39%，行業特性的差異和資本投機炒作導致了社會資本流向分化和配置不均衡。
目前資本市場對環保上市公司整體支持作用沒有明顯優于市場平均水平，原因可能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環保上市公司的整體財務表現并沒有顯著優于其他公司，獲取的市場資源自然沒有顯著優于其他公司。其二，國家對環保產業的支持措施尚未發揮顯著作用，不足以吸引市場對環保上市公司的整體關注。當然，也有環保板塊的部分公司業績優良或者受益于國家的宏觀政策。從當前證券市場對環境事件的反應來看，國家對于環保產業的宏觀政策尚不能對整個環保板塊形成明顯的推動作用。
我國環保企業上市融資不足主要是由于現有政策和產業環境下，行業尚不具有明顯盈利優勢。盡管政府有優先考慮符合條件的節能環保企業上市的意向，但是在當前股市大擴容的背景下，不僅要支持在同等條件下環保企業的上市融資，還應建立促進環保市場發展的金融財稅聯動機制，出臺更多針對環保板塊的優惠政策，才能發揮資本市場與政策的組合效應，共同促進環保產業的發展。
4、 債券市場融資
發展企業債券市場也有利于拓寬環保企業直接融資渠道，國外在此方面有許多成功經驗可以借鑒。與國際市場相比，我國企業債券的發展相對滯后。從企業債券所占融資的比重看，大多數發達國家為15%～20%，美國高達36%。目前國內發債單位多以國有大型企業、大型項目為主，發債額在整個證券市場融資總額中所占比例較低。如環保相關的企業債券早期的有1999年上海城市開發建設總公司發行的8億元債券，用于上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2008年底首創股份發行的不超過18億元分離交易可轉債，用于湖南等地的水務項目及進行債務結構調整。“十一五”期間發改委核準發行的企業債券累計為12970億元，其中城投債券共發行3475億元，占比為26.8%，未來發行規模還會穩步擴大。建議應健全企業債券市場，鼓勵環保企業發行綠色企業債券，為環境保護和污染治理籌集資金。對于大型環保基礎設施如污水處理廠或垃圾處理廠，以當地政府收取的排污費收入作為還本付息的保證，促進和加快發行企業債券或可轉換債券。
5、 股權投資基金
我國企業環保融資以銀行貸款為主的間接融資比重過高，直接融資比重太小，信用和風險高度集中于銀行系統，進而導致融資渠道狹窄及融資成本高，難以滿足日益增長的投融資需求。國內環保投資基金尚處于起步階段，正式運營的偏少，環保風險投資主要投資于清潔生產和污染治理等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少數領域。目前青云創投、北極光創投、綠源投資、鼎輝投資、荷蘭DSM、清華創投等多家PE、VC和信托基金已參與了環保企業的投資運營，投資重點在污水處理和固廢處理企業，但制約因素關鍵在于平衡雙方發展和收益需求，創造可持續共贏的商業模式。
我國應盡快建立和完善“政府引導、社會參與、共享成果、共擔風險”的環保投資市場化體制，引進非國有資本或進行資產重組，組建更多的公司型環保投資基金。擴大環保基金投資領域和種類，并使環保投資基金能夠享受到政府財政、稅收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在《關于促進創業投資企業發展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的基礎上，進一步給予環保創投企業稅收優惠，對環保領域投資實行稅收抵免。
三、 環保產業投融資建議
1、 加大國家財政投入
我國國情是各地方政府財政狀況差別很大，難以保證用于環境保護事業的資金持續增長。建議構建環保支出與GDP、財政收入增長的雙聯動機制，引導政府新增財力向環保投資傾斜，使每年新增財政收入按比例投資于環境保護，規定各級財政預算安排的環保資金增幅要高于同期財政收入的增幅。此外，國家財政資金應重點支持農村、西部及貧困地區的環保投入，加強財政支付轉移調節力度。
工業化國家政府補助主要側重于污染治理技術的研發和推廣，而企業治污設施建設和運行的費用，則按照污染者負擔原則由企業自行負擔，我國可采取以下幾種方式：一是補助或獎勵，我國各級政府應綜合財政預算、國債投入、財政貼息和補貼、提供獎勵、擔保等多種方式對企業減排項目給予支持。發行有關節能環保的特種國債和地方政府債券，合理調整國債項目結構，并采取傾斜扶持安排以穩定長期建設國債用于環保的支出。二是減稅，通過減計收入、加計扣除、低稅率、投資抵扣、加速折舊等政策提高環保行業吸引力和競爭力。落實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的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政策，按相對較低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研究開發費稅前加計扣減措施。
2、 創新銀行業環保信貸模式
政府應利用多樣化的金融工具強化對環保行業的資金支持，制定優惠信貸政策或建立相應的環境信貸機制，使企業更加易于獲得污染治理資金。為改善和創新環保領域的金融服務，建立銀行業信貸支持環保的長效機制，僅提出幾點意見：
一是國家政策性銀行和國際信貸等政策性資金應繼續通過長期低息或無息貸款、貸款貼息等方式扶持環保產業和企業治污項目建設。二是商業銀行優先安排信貸資金支持節能減排的綠色信貸項目，并拓寬抵押擔保范圍，創新擔保方式，允許劃撥土地及地上的建筑物、地面和地下管網、設備設施抵押融資。創新和推廣各種排放權交易金融服務，推出以化學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污權等為質押品的貸款。開發環保金融創新產品，推動污染治理專有知識技術、許可專利及版權、特許經營權在內的無形資產質押貸款業務，促使銀行貸款融資在環保投資中發揮更大作用。三是對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的環保企業給予信貸資源傾斜。四是促進節能減排設備供應商買方信貸融資、節能減排設備制造商增產融資及公用事業服務商融資等。
3、 積極促進環保企業上市融資
在符合監管要求的前提下，政府應鼓勵環保企業通過股票市場募集資金實施節能減排項目。推薦在城市污染治理領域效益好、規模大的環保企業在滬深兩市、香港創業版市場及境外上市，為綠色概念企業提供廣闊資金來源。另外，應在主板、中小板及創業板實行環保企業上市配額制，為歸類于環保、新能源、低碳經濟、循環經濟板塊的相關企業建立綠色通道，以確保滬深兩市擴容時綠色產業有適宜的融資空間。針對已上市環保企業，也應鼓勵進行再融資用于環境污染項目工程的建設和技術升級改造。同時，完善我國環保政策為環保企業進行股市融資提供盈利性保障，如減免綠色產業股票紅利稅等。
由金融機構發行國家財政擔保的綠色金融債券，如企業債券和市政債券等，使金融機構籌措到穩定且期限靈活的資金，投資于一些周期長、規模大的環保企業。同時，在核準企業發債申請工作中，優先核準與環保產業相關的企業和建設項目發行債券融資，或適當放寬此類企業和建設項目發行債券的條件。
4、 組建專業環保擔保公司
國家各級政府應成立專門為環保企業融資服務的信用擔保基金和擔保公司，由財務和環保專業技術人員組成評估運作團隊，最大限度地滿足環保企業的信貸需求。國內浙江省在省環保廳支持下，2009年由浙江環保產業協會會員出資成立了專業金融擔保公司，已在全國范圍內為環保企業提供融資擔保服務，這種政企聯合金融服務模式值得其它省市借鑒和推廣。擔保公司還可在環境項目建設貸款申請中發揮技術咨詢顧問作用，對環境工藝技術先進適用性及投資規模給予指導。由于環保企業資金流都較緊張，建議由政府注入財政性資金或成立產業基金作為啟動資金，幫助環保企業獲得銀行貸款，以緩解企業在成長階段難以從銀行融資的實際困難。
5、 加強市場化引入民間資本
城市污水與垃圾處理服務市場化與專業化是環境服務業的熱點。國內過去長期采取政府投資建設，事業單位管理運營設施的模式，即使改制后也因信息優勢等存在一定程度的壟斷，沒有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發揮社會專業化分工的作用，部分環保治理設施運營服務水平不高。據住建部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抽樣調查216座垃圾處理場運營模式，主管部門負責運營和政府指定企業或單位機構運營占比達70%以上，特許經營比例僅占四分之一，環境治理設施的市場化開放建設和運營程度還不高。
雖然市政公用設施對民營資本和外資開放后壟斷趨勢有所改善，但為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政府投資2100億元用于節能減排和生態工程，國企獲得了大部分項目和投資，民營和外企在環保領域投資逐漸放緩和縮減，產業格局呈結構性調整和整合。國有資本占據了投資回報收益高的環保項目和運營服務，民營資本被逐漸擠出。如金州集團承擔了北京高安屯垃圾處理廠（一期）的建設，但二期工程已由地方市政企業承建和運營。
從社會經濟發展趨勢和國家投資政策導向來看，節能環保產業一直以來都是國家重點扶持的行業，且位列“十二五”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之首。國家應重視以BT、BOT、TOT、PPP等多種方式引入社會資金進入環保產業，繼續推行環境公共設施的特許經營制度，通過招標確定特許經營的主體，以促進行業發展具有可持續性政策支撐。
綜上，環保融資應充分發揮政府財政投入、環境稅、債券、排污費等多種融資渠道的作用，通過適當的標準和法律、法規、政策加以規范和引導。民間融資方面，應制定積極的政策鼓勵民間資本進入環保產業。國際融資方面，繼續重視引進國際金融組織的環保資金和國際環保基金，保證環保投資的總量和需求。只有開發和利用具有政策強制性和利益導向性雙重功能的籌集環保資金的措施和手段，才能促進多元化投資主體源源不斷地進入國內環保產業投資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