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這里所說的精英，特指知識精英、經濟精英—尤其是那些能把自己所占有的稀缺資源在公共領域里轉化為話語上的影響力的人。當精英們和既定的政治社會結構，和下層相遇時，會有什么發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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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昭公七年》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任何一個社會，無論是否具有某種特色，都有社會學上所說的“社會分層”現象，根據人們所占有的權力、金錢、機會等社會資源，以及所處的利益結構的不同，分成各個不同的階層等級—至于是否“十等”，那就要看怎么分了。
說一個人是“農民工”，我們的第一反應肯定是這個人處于社會底層—是下層中比較差的那一層，而說一個人是“精英”，他肯定不是就不屬于所謂的底層。在中國，精英處于哪個階層等級上，和其身份、所占有的資源和影響力有關—是權力精英、經濟精英，還是知識精英？視乎有多少權、多少錢、多少影響力。
我這里所說的精英，特指知識精英、經濟精英—尤其是那些能把自己所占有的稀缺資源，比如錢、身份，在公共領域里轉化為話語上的影響力的人。而且，更多是指某些具有“精英心態”的人，而非普遍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他們就像薩義德所定義的那樣，“全身投注于批評意識，不愿接受簡單的處方、現成的陳腔濫調，或迎合討好、與人方便地肯定權勢者或傳統者的說法或作法”。
他們的共同特征是：無論是否依附于由權力精英所掌控的利益結構，他們自身都和下層一樣，普遍感到壓抑，感到“不爽”。在面對“體制”時，他們和下層似乎還有某些共同語言，比如都認為現狀應該改變。
這些知識精英、經濟精英們，會帶下層玩嗎？在社會分層中，當精英們和既定的政治社會結構，和下層相遇時，會有什么發生呢？
隱含秘密的社會事實
從一些現象開始。它們是隱含著某些秘密的社會事實。
2013年7月初，3位名人去了江西萍鄉，去干嘛呢？去拜訪當時還沒有出事的大師王林。王大師給這3位男神女神的拜訪準備了隆重的道具：3輛悍馬、1輛勞斯萊斯，外加隨從若干人等。
一個月后，8月11日晚，世界工廠東莞，發生了一起暴力沖突事件，幾百人進行混戰，棍棒、長刀、匕首、酒瓶亂舞，恍如香港電影里的黑幫火拼。當然，他們不是黑社會，而是兩幫打工仔。又一個月后，9月19日，相似的情境在山東煙臺的富士康發生。同樣是兩伙打工仔，因為酒后起爭執，便糾集老鄉，拿著鋼管和砍刀毆斗。
在此期間，發生了很多事情。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被砍；各地房價瘋狂上漲……
如果說這些現象有什么聯系的話，那么，它們都發生在現在中國社會這個時空結構中，而且是在其中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背景下發生。里面的各種主角，都攜帶著在這個背景下隱秘的心理信息。
有必要強調這一點：當一個人在這個世界面前，感受到他的存在時，就會有相應的心理問題產生；當他作為某個階層的一員，面對眼前的社會時，就更是如此。
另外，一個人只要記得他是誰，他和別人的關系，他的語言、姿態、動作，是一定會暴露出這一點的。而現在，恰恰是一個人最能記得住他是什么身份，什么階層等級的時候。
各階層的心理沖動
這3位名人，就其財富、影響力，在階層等級中毫無疑問屬于上層社會。但他只是擁有強大的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并不擁有權力資本。這樣的身份和階層等級，放到今天的政治經濟背景，以及階層關系中，一定會伴隨著相應的心理問題。
從表象上去，他們去結交王林王大師，（不幸的是大師都已經倒下），是屬于對神秘現象的偏好。但很多人不相信，以他的聰明絕頂，看不出這些大師們并沒有多少技術含量的把戲。
我想說，是的，真看不出來。這與智商無關，而是馬云的心理需要。當我們在心理需要某種東西的時候，就對它閉上了眼睛。
這些名人的心理，正是今天中國上層社會的無論哪一層級的人普遍的心理：害怕失去現在所擁有的東西，對于未來，并無多少確定性。
劉志軍等曾經的權力精英，治療這種心理問題的辦法就是瘋狂占有。但對于抽象的權力精英群體，以及權力親緣群體來說，最好的辦法，就是維持秩序—無論是權力秩序，還是利益秩序—不變，它們可以提供安全感。可是，對于馬云等經濟精英來說，這個秩序并不是真正的庇護所，也許還是風險的來源。
怎么辦？辦法有很多。比如，（強迫自己）認為“分配正義”或者老百姓的“仇富”，是不是可能會造成“打土豪分田地”；期待政治結構能夠改變，但玩的必須是“精英民主”；和權力上層強化聯系；或者干脆把錢轉到國外，跳船，移民走人……以上這些選擇，或是他們親自干，或是由其他精英們代勞。
有些名人呢？公開選擇了相信神秘主義，因為它其實也是一種治療。依賴于人力之上的某種“力量”，也能建構出一個可以逃避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性的精神秩序。
不僅上層社會，中層、下層一樣會伴隨著相應的心理問題。以前面所說的相互毆斗的打工仔來說，其心理更值得玩味。中國確實是一個特殊的、復雜的國家。其中的特殊、復雜，也反映在社會底層的心理結構上。
我們都很清楚社會底層的處境，他們在高房價、“拼爹”、看病貴、被人“仇窮”中普遍受挫，改變命運基本沒有多少機會。這樣處境的后果就是，他們的心理結構受到破壞，很多人甚至心理失衡，人性受到扭曲。其所產生的心理問題，主要是對自己，對世界隱隱有一種恨。有時候，它會非常強烈。
解決這個心理問題，同樣有很多備選方案。一種是認命，這大概以“70后”以上的人為主。如果現實無法改變，卻又覺得自己不應有這樣的處境，那是相當讓人難受的，而合理化自己的處境后，內心就沒那么掙扎了。另一種是自殺，不玩了，一了百了。再一種，是精神上發泄攻擊性，以“沒道德”、“沒素質”的方式體現出來，比如亂扔垃圾，破壞公共設施。道德、素質問題，背后其實是心理問題。當然，還有一種方案，就是暴力。
我手頭沒有準確的統計數據，但這個社會所發生的暴力刑事案件，從媒體公開報道的案例看，大部分是社會底層干的。屠童的、在大街上殺人的，舍這些人其誰。
問題的一面是暴力，但另一面，是暴力的承受者，更多的仍是底層，因為也只有底層最沒有防御傷害的能力。而從東莞、煙臺的兩伙打工仔火拼可以看到，即使屬于同一個階層，他們也并無明確的“階層意識”，無論是在身份上、利益上都沒有認同感。這上層社會以及精英們完全不一樣。
底層社會，可以說在各方面都吃虧，自身的素質，成為維護自我利益的障礙。整個下層（包括10年來在高房價、高物價的擠壓下已經“下層化”的白領中產等）也好不到哪兒去。
利益和心理的食物鏈
階層心理是被階層結構、階層關系決定的，這是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心理學延伸。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社會分層，“排排坐，吃果果”的情況大致怎樣。
屁股不僅可以決定腦袋，也可以決定心理—當整個社會有不安全感、感到關系緊張的時候，那就更是如此。
社會學家們最喜歡這樣玩：研究某個社會現象，比如農民工的命運處境時，總要提一句背景，所謂的“社會結構轉型”。不錯，可以認為，從改革開放時起，30多年來，中國社會處于“轉型”的進程中，很多東西都在發生變遷、變化，有些甚至面目全非。
到現在，雖然由于“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某些東西有停下來的意思，因為既定的政治、經濟秩序，最能讓“既得利益集團”們感到安全，但“改革”這個詞還在提，“轉型”并沒有結束，從社會變遷的邏輯，以及人們“改變現狀”的熱望看，也不可能結束。
可是社會轉型的某個重要內容，讓人懷疑真的基本完成了，至少已經沒多大變化。這就是階層結構的洗牌。對它的描述就是已經毫無新意的“階層固化”。它意味著社會下層，更不用說底層，在階層等級上往上攀爬的機會開始變得渺茫。
在30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和改革中，人們熱熱鬧鬧地通過教育、市場創富等途徑，實現了一定程度的社會流動，而且想象著機會更多，現在突然發現很難玩了，社會下層肯定不干。可是，在掌握著強大的權力資本、經濟資本、知識資本的上層社會面前，他們又能怎樣呢？他們只是作為一種可能存在的力量，心理的能量，威脅到秩序和利益結構的穩固，讓權力精英、經濟精英們產生屬于他們那個階層的心理問題而已。
很明顯，這個日趨固化，也就是秩序化的階層等級結構，在上、中、下三個大的階層等級，以及每個階層等級中的多個層級中，對應著參與機會的分配，以及被制度、政策所影響的利益結構（能夠讓某個階層的人得到什么，另一個階層的人失去什么），同時還有人們的社會價值排序，以及不同的機會和命運。利益食物鏈和心理食物鏈，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精英和社會下層的糾葛
現在，可以回答我們的問題：精英們，在推動階層結構、政治結構的改變中，會帶下層一起玩嗎？
先看一下他們和社會下層所存在的怪異的關系。
一方面，精英們在社會下層那兒有很多粉絲，他們具有偶像般的待遇。比如任志強的粉絲并不全是炒房者，其中還有很多具有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雷鋒精神”的房奴，以及想做房奴而不得的人。
并不奇怪中國社會具有某些珍稀物種—當精英們通過“市場”在公共領域表演時，無論是娛樂市場、政治消費市場，還是成功勵志的市場，這些物種就會大量地被獵獲。這一法則大概世界通用：一個社會下層者，會去艷羨、崇拜那些剝奪了自己父輩，以及自己的人，這是對自己的“激勵”，至少可以讓自己在心理上寄生。
另一方面，他們對于社會下層，又表現出害怕和警惕。看一下他們習慣性的話語模式就明白。諸如“暴民”、“不懂××學”、“輿論干預司法”、“以公眾狂歡的方式殺死一個人”、“警惕民粹主義”……無不透露著對大眾鄙視的精英味。
他們為什么要這樣玩？
精英們在中國社會階層等級結構中，處境其實是尷尬的。他們大多數人處于中層的最上一層，以及上層的最下一層。在整個利益結構上，他們是受益者，但面對上層的權力—資本，則備感壓抑。這使得他們無論對上層還是對下層，以及整個利益結構，都具有愛恨交加的復雜心態。他們的階層等級所伴隨的心理問題，也就是壓抑、糾葛。
就說對下層，這種心態很容易理解。精英們確實需要無數粉絲，這不僅是謀求影響力的利益需要，而且其實也是一種心理需要：只有這樣他們才不會覺得面對由上層所主導的利益結構、政治經濟格局時自身的弱小。就是說，對于他們來說，無名的下層，一堆抽象的數字，既可以是博弈的籌碼，同時，在心理上，也具有壯膽的功能。但社會下層在他們面前，不能有任何意志，更不能有任何違逆于其利益的聲音，即不能獨立地存在，否則，就站在了他們的對立面。
比如，在“輿論干預司法”這一偽命題的爭議中，很多法律精英，包括律師和專家，總會跳出來指責老百姓。他們似乎看不到這一雙重標準：為什么老百姓議論幾句就是干預司法，而你議論就不是？背后的原因，就在于，如果老百姓發聲，在這個領域，他們的話語權必然削弱，而話語權威的失去，很可能導致利益受到威脅。他們必須保持對此的壟斷。如果社會下層獨立意識的增強，碰到了這個利益結構，他們肯定是會罵社會下層是“暴民”的。
某些肚子里并沒有多少貨的“專家”也一樣。當他們的聲音要對公共事務提出解釋、規范時，同樣預設社會下層，以及他人只能閉嘴，理由就是人們不懂“××學”。知識—權力，正是他們本能地要維護的利益結構。
如果一個精英是經濟精英，那就更是如此了。他們的利益結構，和社會下層并無同構之處，預設下層社會對他們利益的威脅，并不亞于從權力、資本上層那兒感受到的壓抑。所以，要他們帶下層一起玩，這一可能性在今天基本上不存在。
這一切，都會在階層心理、社會心理，以及社會經濟結構的演變中煎熬一段相當長的時期。
本文來自《南風窗》2013年第21期（2013.10.09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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