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生態文明，必須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要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
—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
—訪環境保護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
不斷出現的大范圍霧霾天氣，已成為國人的一塊心病。在這一背景下，國務院前不久發布了被稱為史上最嚴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此后，中央財政又安排50億元資金，用于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污染治理工作。
那么，我國大氣污染治理的重點是什么？前景會如何？本刊記者專訪了環境保護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他對我國空氣質量的改善持樂觀態度，認為到2030年一定可以達到一個較為滿意的水平。
記者：我國大氣污染的程度究竟怎樣？
夏光：這個我們自己就能感受到，以前確實從來沒有遭遇污染這么強、范圍這么廣、持續時間這么長的霧霾。當然，霧霾或者灰霾天氣不是這兩年才出現的。早在八九年前，廣州就曾經發布過灰霾天氣的橙色警報，橙色警報是很厲害的了，它表示在城市里甚至白天都得開燈。后來，長三角一帶也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霧霾天氣。
最近幾年，京津冀的霧霾天氣又比較突出。總的來看，新世紀以來，霧霾天氣發生的頻度和強度一直在增加，覆蓋范圍除了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大區域之外，東北、西北等地區也越來越明顯。
記者：既然霧霾天氣早就引起了注意，為什么直到這一兩年才采取有力的行動？
夏光：對事物的認識總是漸進的，一開始確實沒有意識到PM2.5會成為最頭疼、最棘手的問題。其實早在2005年，中國氣象局就寫過一份內部報告，反映灰霾天氣越來越重，我們看了后，也提過一些建議，但并沒有引起重視，因為那時我們剛剛把二氧化硫作為主要的大氣污染物來進行治理。
應該說，那時候的大氣污染更多的是煤煙型污染，治理就是要減排二氧化硫、減排氮氧化物，因此在“十一五”規劃中，也只是對這兩個指標制定了減排任務。另一方面，PM2.5的治理難度也要大很多，因為它的構成非常復雜，治理的技術要求、設備要求和成本投入都要高很多。即使到了現在，我國也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具備監測PM2.5濃度的能力。
記者：怎樣解讀國家制定《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又安排50億資金對特定區域的大氣污染進行治理等一系列舉措？
夏光：我理解，這不僅是國家對大氣污染治理的具體支持，更是在宣誓一種決心，一種走科學發展道路和轉變發展方式的決心，一種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環境的基本需求的決心。
記者：中央財政投入的這50億元主要用來做什么？為什么投向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尤其是河北？
夏光：說實話，50億元對于大氣污染治理實在是太少了。大氣污染治理需要萬億級的資金投入，當然這不可能全靠政府，更多的還是隨著相關環保產業的發展，通過市場來籌集。所以政府的投入，比如這50億元，只是起一個引子的作用，主要用于啟動、獎勵、補貼一些項目。把這些資金重點投向京津冀尤其是河北，是因為這一地區面臨的問題最重，而改變起來又最難。
以河北為例，產業實在太重，幾億噸鋼的產能、幾億噸煤的消耗，形成了巨大的排放源，如果不調整產業結構，再怎么減排，成效都有限。以前山西是煤炭經濟，污染嚴重，但它的治理也走在了前面，這幾年開始取得成效；現在河北是鋼鐵經濟，轉型和治理的難度將更大。
記者：最近不少城市出臺了應對嚴重霧霾天氣的預案，其中有些措施對民眾的生活會帶來較大影響，比如車輛的單雙號限行，由此也引發一些議論和質疑。對此，您怎么看？
夏光：這些議論和質疑完全可以理解，政府的管理方式確實有需要提高的方面。不過我在這里想說的是，社會也應該同時認識到，良好環境的取得，是要付出一定代價的。不管是大氣污染治理，還是水污染治理，都有高昂的成本，這些成本的一部分要直接地體現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中。
比如開車，如果既想便捷，又想空氣質量好，就只有提高油品質量一條路可走，那油價可能就要隨之上漲。政府預案限制了民眾的部分權利，同樣是這個道理，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同時我也相信，政府不會輕易動用嚴重影響民眾生活的應急舉措。
記者：除了應急舉措之外，治理霧霾更根本的辦法是什么？治理前景又如何？
夏光：治理霧霾的辦法從中短期來看，主要是減少離我們生活比較近的一些排放，比如調整能源結構，尤其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盡量用天然氣取代煤炭，如果有困難，就采取一些清潔燃煤技術加以控制；還有就是不斷地提高油品質量，減少機動車的尾氣排放。
從長期來看，最重要的是改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落后產能該淘汰的要淘汰，不該淘汰的要逐漸轉移；同時在城鎮化過程中要吸取教訓，不能把人口和產業布局得太集中，要有足夠的綠地和水面，以增強環境的承載力和凈化力。現在國家和整個社會在這些方面正在進行很大的調整，因此我對空氣質量的改善持樂觀的態度，我認為，到2030年一定可以達到一個較為滿意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