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方周末記者 呂明合 汪韜 袁端端
“如同倫敦酸霧事件、洛杉磯煙霧事件，這次嚴重霧霾和1月份的霧霾一起，是人類環境污染歷史上又一次典型事件。”
累積的污染正導致成霾的氣象門檻下降，“房間內部已經很臟了，只要門一關，房間內就要悶死了”。
沒有基礎研究和數據，“我們說一有污染，我們就減，但是究竟怎么樣最有針對性的。我們還不知道”。
“中國接下來將進入霧霾高發期。假如城市的污染治理沒有根本改觀，這種局面至少還會持續10－20年。”
北京逃脫了
“歡迎來到美麗的杭州，”2013年12月8日，霧霾中剛剛降落的CA1720機長調侃說，“幫助我們清潔空氣。”
這座城市當天正在舉辦2013年中國城市學年會，一眾代表們一開場就聽到了代市長張鴻銘滿腹的“內疚”：
“很遺憾，現在杭州是叫做湖山黯淡、十面‘霾’伏。”
從12月1日左右開始，持續一周余，一場猝不及防的霧霾，襲擊了從杭州到南京，再到繁華的上海灘，從長三角蔓延至全國近半國土。
AQI（空氣質量指數）屢沖新高，再是PM2.5爆表，直至紅、橙色預警，這一切對應的是出租車司機盧備戰的切膚之痛，自從霧霾來襲的第一天開過一次窗后，他瞬間“喉嚨開始干澀，后來是癢，直至咳嗽不斷”。盡管后視鏡一片模糊，但他寧愿不厭其煩地用毛巾擦拭，整整一周不愿再開車窗。
“It is so crazy！”在上海，一位外國人打進12369環保熱線抱怨。
中國氣象局的權威數據說，此次霧霾共波及25個省份，100多個大中型城市，全國平均霧霾天數創52年來之最。而安徽、湖南、湖北、浙江、江蘇等13地均創下歷史紀錄。
復旦大學大氣化學研究中心主任莊國順跟蹤監測了長三角近十年的PM2.5，他堅定地認為這是“最嚴重的一次”，體現為“持續時間最長、范圍最廣、能見度最低”。
“如同倫敦酸霧事件、洛杉磯煙霧事件一樣，這次嚴重霧霾和1月份的霧霾一起，是人類環境污染歷史上又一次典型事件。”莊國順說。
意外的是，北京僥幸逃脫了，北京人民驕傲地曬起了藍天，中國環科院副院長柴發合后來解釋說，“冷空氣頻繁，風大，擴散好，濕度低，逃掉了污染”。
“誰也逃不了”
只是在數個月前，京津冀遭遇重度霧霾時，江浙滬的人們尚且還是旁觀的同情者，尤其上海。這一次，一直自詡著“空氣質量不錯”的優越感被一夜顛覆了。
經常來往于京滬兩地的共識網總編輯周志興，在12月8日自己的微信上宣告，“昨天我離開北京，……以后輕易不離開了”。這天早上，站在上海“新錦江”的27樓往下看，他發現近在咫尺的高樓沒了。
困守城市而猝不及防的人們，在霧霾中上演著一出出關于尋找的辛酸幽默。
尋找終點。因為重度霧霾，在杭州舉行的一場山區戶外越野賽中，一些參賽者由于看不到參照物，最后竟迷失了道路。
尋找地標。“紫峰，你去哪兒了？”在南京，網友們發起了尋找地標性的紫峰大廈的活動，同樣“消失”的還包括上海的東方明珠和杭州西湖文化廣場的環球中心。
最令人心酸的一幕出現在杭州。12月9日，在濮家小學萬家校區，國歌響起時，空空蕩蕩的操場上，兩名幼小的升旗手戴著口罩升起國旗，而其余的學生則只能呆在室內，通過電視屏幕向國旗敬禮。
過去一周，所有人都在為霧霾埋單，甚至是機器。12月6日中午，上海曙光醫院西院放射科8號MRI造影室，號稱最先進的西門子3.0TVerio磁共振系統突然停止工作了，隨后趕來的西門子（上海）售后工程師孫辰檢查后，確定“霧霾”為元兇。
一些人想逃離大城市的“災區”，但很快發現無路可行。孟非，這位江蘇電視臺的知名主持人，在12月8日抱怨說，他“準備一大早逃離霧霾中的南京”，但“不曾想機場高速已關閉”。25歲的杭州小伙子小鄭拎著行李想遠赴海島，到了碼頭才發現，連航運也全部停了。
其實出得了重災區，又能去哪？在浙江的“西藏”，山林茂密的麗水市，12月4日，在浙江其它地級市AQI紛紛“爆表”時，尚還能獨善其身，等級為良，排名全省第一。但第二天，它就淪陷，達到重度污染的級別。
素以“好空氣”聞名的海島舟山，也未能幸免，這直接導致了兩艘外籍貨船“MV XIUMEI TIANJIN”輪和“JIA LI HAI”輪在附近海域相撞。
甚至連寬闊的瓊州海峽都阻擋不了霧霾向海南旅游島的滲透。待到月初媒體報道美國西海岸都可能受中國空氣污染的影響時，網友驚呼，連太平洋都不能阻擋，“真是逃無可逃，避無可避了”。
門一關，悶死了
最值得尋找的應該是此次霧霾的真正成因，高空漂浮說，秸稈燃燒說，靜穩天氣說，不一而足。
被提及最多的是極端的氣象條件，“這是北方污染遷徙的結果”，而關于本地污染源，總是被淡化甚至只字不提。
接受南方周末采訪的所有受訪專家均認為本地污染是內因，不利的氣象條件只是外因，而至于什么污染源貢獻最大，則有待進一步分析。
他們說，累積的污染正導致成霾的氣象門檻下降。“房間內部已經很臟了，只要門一關，房間內就要悶死了。”莊國順形象比喻說，“5年前，10年前也有這樣的氣象條件，為什么沒有發生這樣大范圍的持續多日的嚴重霧霾？”
南京大學大氣科學學院教授丁愛軍告訴南方周末,國外科研專家根據衛星地圖的分析顯示，在2002年到2006年期間，長三角城市的霧霾頻率比華北城市要高，總體更嚴重。“盡管北京經常有很重的霾天，但通常隔幾天就會擴散了。”
對于今次的霧霾，曾有網友調侃上海的空氣跟北京不同，“一個帶有涮肉的酣暢感，一個帶有貓屎咖啡的細膩和情趣。”在學者們看來，這樣的調侃倒暗合科學邏輯。
上海環境科學研究院的副總工陳長虹說，長三角和京津冀的排放的結構完全不一樣，“長三角是石油化工，還有機動車、揚塵問題。幾個污染源都比較均衡。”
“地緣關系上的相鄰，使得蘇浙滬三地大氣污染問題和污染特征趨同，并且交叉污染嚴重。”環保部城市空氣顆粒物污染防治重點實驗室主任馮銀廠說，與北方大企業多不同，長三角中小型企業散布廣，數量大，城市與鄉村之間，沒有明顯的界限，一旦遇到污染，很難有大面積的緩沖地帶。
“而長三角省份比較多，很難做到聯防聯控。上海浙江江蘇安徽，每個省都有自己的規劃，而大氣污染恰恰不能按照行政區劃來控制，需要總體的頂層規劃。”
如同久霾之后的藍天，好消息尚有。12月10日，浙江省環保廳廳長徐震在接受南方周末專訪時證實，最快在本月，一個覆蓋江浙滬兩省一市的聯防聯控協調小組就將成立。
但在聯防聯控的機制奏效之前，這樣的天氣還會卷土重來。
“京津冀珠三角已經過了拐點期了，長三角是唯一一個還在上升期的，區域性污染最嚴重。”中國氣象局廣州熱帶海洋氣象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吳兌說，“現在霧霾天全年北京是80~90天、廣州是60~70天，但長三角一直在增加。”
今年中國氣象部門和中國社科院聯合發布的《2013年氣候變化綠皮書》中部分證實了這一點，目前長三角地區每年的霧霾天數增加最快，南京平均每年增加3.9天。
“中國接下來將進入霧霾高發期。”環保部環評常聘專家庫成員彭應登認為，“假如城市的污染治理沒有得到根本改觀，城市化過程中不注意城市之間的相互影響，不留下足夠的通道，不考慮污染物稀釋擴散結構的話，這種局面在中國至少還會持續10－20年。”
“我們已經做好了今后要啟動紅色預警的心理準備。”杭州環保系統要求匿名的一位專家說。
倉促的應對背后
幾乎是慣性，人們將批評的目光轉向政府倉促的預警和應對。
2013年內高調出臺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五年內階段解決問題的宣誓，成了批評者埋怨的理據，但是地方的配套細則、應對預案，大多還在程序的路上。
上海市環境監測中心的一位預報員很委屈，他說自己應是“上海這一周最忙碌的人”，從早上六點到晚上十一點，他需要和氣象部門會商六次，做趨勢判斷和信息公開，向領導匯報，甚至夜里三點還要起來看數據。
還是有市民打電話到環保部門質問：你們怎么不作為，還待在辦公室，應該出去治理污染！
“我不坐在辦公室分析數據，誰給你們做預報呢？”12月9日晚上9點他才吃上盒飯，感嘆道，“預報只是一個公眾服務產品，關鍵是還是治理。我也得呼吸空氣啊。”
在南京啟動預案、中小學全線停課的對照下，沒啟動應急預案、也沒來得及讓學生停課的上海以及杭州，正陷入不少家長的批評中。杭州不得不應急提速，提前經市長辦公會議原則通過了《杭州市大氣重污染應急預案（試行）》，預案通過的當天下午，杭州市代市長張鴻銘還一度打電話向浙江省環保廳長徐震了解相關程序問題，“是不是要環保廳同意”。
12月6日，上海宣布，高空氣球首次搭載著大氣質量監測設備和數據傳輸系統升空，開始近一個月的飄浮監測，以便“為環保專家治理城市霧霾提供更全面的數據依據”。
細心的人們從這“第一次”背后解讀出了基礎研究薄弱的表現。“我們的基礎研究太少了。”學者們說。
2004年，莊國順從北京到了上海，發現上海PM2.5濃度年均值和北京差不多，他向上海市人大常委會提交了改善空氣質量的意見。但當時政府更關注的是蘇州河水污染治理，莊國順收到的回復是：“上海的空氣質量達標率92%，不存在你說的問題。”
丁愛軍感同身受，他說，在長三角，最受重視的環境問題是水環境，太湖、淮河、黃浦江治理……而大氣的治理一直比較弱，這對整體的空氣污染控制直接產生影響。
即便2012年，慣性依舊，丁愛軍說：“環保部去年有公益專項的課題，雖然長三角污染蠻重的，但最后我們申請和空氣污染有關的課題，全部被加上了‘京津冀’的限定范圍。我們報的項目都給了北方做研究了，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沒有基礎研究和數據，政府應對時，很難斷定究竟讓誰來停，控制誰最有效。“一說有污染，我們就減，但究竟怎么樣最有針對性，我們都還不知道。”丁愛軍說。
對于北京市PM2.5的組成，22%來自機動車，17%來自燃煤，16%是揚塵排放，24.5%來自外地，這些數字北京市的官員和科研人員經常脫口而出。但在上海，卻沒有統一的說法。浙江大學能源工程學系教授羅坤正在研究杭州的數據，課題沒有完成，他表示數據不便透露。“長三角的污染源還是有些爭議，大家都沒有統一的認識。”
全民行動不止于自救
68歲的復旦大學光科學與工程系教授陳良堯，現在成了霧霾中被羨慕的“能人”。14年前他花7000元安裝的自動換氣通風系統，在霧霾當道時，成了媒體的明星。
他甚至收到了一條來自歐洲的陌生短信，希望他能幫來電者住在上海的父母安裝同樣的一套系統。
但安裝凈化系統需要專業的知識，沒有條件的人，則只能選擇購買最簡便的抗霾利器：口罩。
“過去一周的長三角霧霾重災區銷售占比達到了70%。”上海的一家口罩生產商對媒體表示。遠大空調北京區的銷售經理李天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所在的北京區，空氣凈化器過去一直是公司的銷售冠軍，“但看形勢，有可能要被其它地方拿走”。
數年的霧霾侵襲之下，不甘心的公眾們已經不滿足于應急自救，他們正在試圖表達態度，試圖實現干預，當然也試圖反思和自我變革。
在杭州小有名氣的富二代創業俱樂部浙大樂創會，12月7日發起了募集資金，卻是用于調查霧霾的行動。他們等不及看似遲緩的專業機構，也不太相信官方的數據，試圖自聘專業人士，加速污染源和霧霾健康威脅的調查。
通過鋪天蓋地的媒體報道，更多的人開始第一次意識到，給自己帶來威脅的霧霾污染源，就來自自己身邊，“每個人自己就是污染源”。
昔日不被關注的煙花爆竹禁放話題又重新被推成了熱點。在社交工具上，人們第一次用如此高的熱情承諾：“今年我將不再燃放煙花爆竹。”
而在杭州當地電臺浙江之聲聯合全省各地環保部門、公益組織發起“尋找霧霾污染源”大型新聞行動，浙江之聲的相關負責人說，短短幾天內，他們的熱線就接到全省聽眾一百多個有效爆料。
杭州余杭臨平一個著名的“甲魚養殖村”，原有給甲魚塘增溫的6000個煙囪，由于人們不堪燃燒木渣木屑帶來的煙塵排放，它首先遭到民眾舉報。余杭區政府當即宣布，將全面關停，并給出了整治的時間表。
溫州無紡廠的垃圾焚燒，寧波礦山的揚塵，杭州城北的建筑工地揚塵，義烏榨糖廠的煙囪，都成了民眾希望定點清除的污染源。
湖州南潯的船工老張抱怨，當他開船經過南潯和吳江的交界水域時，兩岸的攪拌站碎石產生的灰塵幾乎遮擋了航道。他覺得這也和霧霾有關，要投訴。
（南方周末實習生王悅、 李一帆、龍顯靈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