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從2010年5月開始在北京的日本大使館工作任職，我及家人遷至北京居住。但讓我感到遺憾的是，在受大氣污染（霧霾）的影響之下，和孩子們出門游玩的機會實在不多。在那個周末，孩子們雖然體力充沛，但卻被“關在”家中，不得不在家里通過摔跤游戲來抒發對戶外活動的渴求。
2013年12月14日，是周一，嚴重的霧霾情況依然持續著，我像平常一樣，戴著能隔絕PM2.5的口罩，騎自行車到大使館上班。到達后，我馬上著手調查有關上周末的大氣污染的情況。在得知12日晚在北京西直門中測出10微米直徑（PM10）的顆粒物濃度超過了993微克的大氣污染指數。在日本的大氣污染公害訴訟中，因PM10濃度超過了150微克造成了對居民健康的不良影響，法院作出了讓國家（或政府）和企業賠償受害居民損失的判決。這天下午，日本駐華大使館向在北京和天津居住的約2萬在華日本人發出應對大氣污染（霧霾）的三點呼吁：
1. 如不必要，盡量避免外出。
2. 外出時要佩戴口罩，回家后要清洗口腔。
3. 在家中設置一部空氣潔凈機。
之后在大使館中，我作為環境問題負責人，依次向日本企業的駐華公司職員、日本人學校及幼兒園的老師等打電話和發郵件，詢問在霧霾中，大家具體如何應對污染和保護健康。探討一直持續到深夜。在中國，我們以在華日本人為對象，持續舉行了共16次的大氣污染說明會。
在這些說明會中，不少參加者提出這樣的疑問：如何能在霧霾中更好地保護自己和孩子。也討論到大氣污染達到何種程度就需要返回日本的問題。
在某次演講中，我提到了中國政府曾發布基于大氣污染的數據而制定的是否佩戴口罩的參考標準。結果有出席者批評，日本大使館為何要相信中國政府發表的數據。但我并不認同這種批評，比如廣州市政府和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如果用相同的測量儀器進行大氣污染的檢測，得出的數據也是差不多的。但對大氣污染程度評定標準的嚴格性，各國是有不同的。
還有一件事，一家日本企業提出從東京總公司給在華工作的日本員工寄送空氣清潔器的提案，但有日本員工提出意見，認為不應該把員工分成是日本派來的人員還是在中國當地雇傭的中國員工，而產生待遇上的區別（希望一視同仁）。
向在華日本人宣傳應對大氣污染對策的過程中，日本大使館也受到了一部分中國媒體的批評：“有意煽動大氣污染的危害借此為由批評中國政府，或是，趁機在中國推銷日本的空氣潔凈機。”這些評論，對于我來說，是有相當大的壓力的。我的本意只是：將守護在華日本人的健康作為我在大使館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務。除此之外，我沒有別的意圖。
在北京的我，家里有空氣潔凈機，我也很充分地了解，霧霾對健康有怎樣的影響。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中國還有許多地區的人沒有購買空氣潔凈機和口罩的經濟能力，甚至對大氣污染的狀況和危害也不了解，導致讓孩子們暴露在大氣污染之中。中國并沒有發達國家那樣，經歷過嚴重的公害問題，而有相應的經驗、技術和成熟的應對政策。
日本的PM2.5立法之路
實際上，即使是對日本來說，PM2.5也絕非是一個已經過去了的問題。首先，我先回顧日本的公害經驗。20世紀60年代，日本列島迎來了經濟高度增長期的同時，也產生了公害病。分別是石油化工產業帶來的大氣污染而引發的三重縣四日市哮喘、工廠排水導致水銀污染而產生熊本縣水俁病及新瀉縣的第二水俁病、重金屬鎘污染導致富山縣的痛痛病，這四大公害病，在各地肆虐。
而當時，日本小學的校歌中，以這樣歌詞：“工廠的煙囪上有七彩的煙”作為象征來贊嘆日本經濟增長的速度。在當時的日本，比起環境保護，當然經濟增長還是優先的。
自那之后，全國各地興起了公害訴訟。而在這些公害訴訟中市民面對企業和政府取得了勝利。在各地的選舉中，高舉環境保護大旗的政黨也脫穎而出，紛紛制定了嚴格環境法令。
受到這些影響的中央政府也采取了立法措施，于1967年制定了《公害對策的基本法》，1971年增設了環境廳（環境省）。根據大氣污染防治法，違反排出基準的企業即使沒有造成損失也會受到相應的懲罰。各地的地方政府、居民、企業紛紛締結了公害防止協定，居民可以進入工廠內部監視污染物質的排出情況。也引入了大氣污染物質和水污染物質的總量規制制度。
在工廠中，作為義務，配備了具有專業知識的公害防止管理者。在汽車尾氣排放方面，比美國先實施了在全球范圍內最嚴格的尾氣排放規制。在成功跨越了這一障礙后，日本汽車企業增加了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作為汽車燃料成分之一的硫黃，通過與石油公司的交涉，也階段性地逐步減少使用。而要達成環境規定，必須鼓勵相應的技術，也必須鼓勵愿意承擔這些成本費用的生產者。對此，政府應該下了堅定的決心并積極的進行各種支援和推進活動。
但是，要解決大氣污染問題，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從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大氣中或空氣中）被視為污染物質的硫化物和氮化物有了一定程度的減少和改善。但是，PM10、PM2.5這些粒子狀的物質，依然處于沒有達到相應的環境標準的狀態，仍然是大氣污染問題的核心。
1999年我開始在環境省工作，各地居民仍然因大氣污染而對國家或企業提出訴訟。那時有一起關于東京大氣污染公害的訴訟。自1996年以來，東京都內約有居民600人，以因汽車尾氣排放過量而造成大氣污染，導致附近居民患上哮喘等呼吸系統疾病為由，對（中央）政府、東京都、首都高速道路公團和7個汽車制造商提出了訴訟，要求賠償被害人因大氣污染而遭受的損失和強制該路段禁止汽車通行。
我作為政府代表，以被告人的身份參加了裁判審議。導致患上呼吸系統疾病的原因，可以是汽車尾氣排放增加、個人體質、生活環境、吸煙等各種因素。所以要判斷原告中每個人是否都因為大氣污染而患病是非常困難的。因此，裁判陷入了爭議階段。
最終，由于在這起訴訟前，日本法院已經承認了PM10濃度由100到150微克左右的暴露污染和呼吸器病癥。因此，在此訴訟的一審中，東京地方法院作出了承認在該段道路50米以內居住的7名居民是因大氣污染而患病的判決。
判決一出，日本中央政府馬上提出了上訴。雖說“請求大臣對上訴作出指示”這一決定，是以作為負責人我的名義執行的，但對于我而言，反復和受重病折磨的原告們交涉，實在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利用周末的時間，一個人去了一審判決勝訴的7名原告的居住地進行考察。在訴訟開始后，隨著該地區的大氣污染也在逐步改善，很難從中判斷原告是否因此而患病。但我認為，比起繼續討論訴訟的誰是誰非，更重要的是（對于大氣污染）該如何防患于未然。從社會全體的成本來看，防范于未然多少要比之后作出受害補償要好一些。
這起訴訟，最終在2007年以原告和被告達成和解而宣告落下帷幕。和解的內容包括：
1.（中央）政府、首都高速道路公團、汽車制造商，需分別提供60億日元（約4億人民幣）、33億日元、5億日元，用作支持東京都設立哮喘病患者救濟制度的建設。
2.（中央）政府、首都高速道路公團需要對該段道路實施沿路環境整改。
3. 汽車制造商要對原告支付12億日元作為社會責任的解決金。
4.（中央）政府需探討并制定關于PM2.5（合理濃度）的環境標準。
實際上，美國已于1997年制定了關于PM2.5合理濃度的環境標準，但日本國內對這標準的制定還處于討論階段。此前，對大氣污染中過量的硫化物、氮化物和PM10的治理，已根據不同階段逐步實施中。所以，若此時制定出臺關于PM2.5（合理濃度）的標準，很多地方會發生超標可能會對國內多地的產業活動和交通政策造成巨大的影響。
因此，對于PM2.5（合理濃度）環境標準的制定一事，各界出現了不同的聲音。以此次訴訟為契機，我們決心就對大氣污染的治理制定出新的對策。在2009年，出臺了關于PM2.5（合理濃度）的環境標準，隨之也展開了相關的監測和治理工作。
此后，各地的（PM2.5合理濃度）環境標準的達標率也日漸上升。2012年，在PM2.5合理濃度的環境標準下，日本國內一般監測局中獲得的達標率為43.5%，而日本國內沿道的汽車尾氣排放監測局獲得的達標率則達到了33.9%。今后，將不僅對工廠和汽車尾氣排放采取更強硬的監管，對待加油站、洗衣店等的關于VOC（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放的監管也會進一步強化。
中日共同協作應對大氣污染的展望
2013年，發生了從中國傳至日本的越境污染（PM2.5的大氣污染）問題。這事在日本國內引起了激烈的討論，上升為巨大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身處北京作為中日環境協理負責人的我，聽到了一些“日本政府應對中國政府提出抗議”的聲音。在“受中國大陸產生的大氣污染影響”問題上，日本本土的PM2.5濃度雖然有所提高，但與中國大陸相比，就顯得有點小巫見大巫，所以不能說中國影響有多巨大。而且在福島核電站的事故發生后，中國有很多人擔心放射性物質的污染，對于日本被中國政府要求迅速提供信息一事，我至今仍印象深刻，但日本許多人似乎已經完全忘了這件事。
我當時不僅擔心大氣污染對日本的影響，但更擔心的是居住在中國的人們，包括在華日本人、其他外國人和中國人。對于中國的空氣污染問題，作為鄰居的日本也應該思考一下自己有什么力所能及的事，我與身在東京的同事們對此進行了多次的意見交換。
在3月，日中兩國政府就大氣污染的問題進行談話。日本政府表明了對越境污染問題十分關注的立場，同時表示應對中國政府基于現實狀況的需求，愿意和中國政府開展進一步的應對大氣污染合作。到了4月，在北京的中日友好環境保護中心舉行了日中大氣污染防治研討會。對于在研討會中日本地方政府分享的政策經驗和日本企業所持有的應對大氣污染的技術介紹，來自中國的參加者表示出了高度關注。兵庫縣和廣東省等地方政府間已存在著一定的合作基礎，通過日中雙方的中央政府和研究機關的支持，將能開展更多方面的合作。
中國國務院于9月公布了大氣污染防治計劃中，包括了需在國際間深化互幫互助的內容。日本政府方面也有深化國際合作這一想法。除了兩國中央政府之間的各種合作項目之外，日本環境省，在日本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從2014年開始，將會通過以日中友好城市為基礎，開展應對大氣污染的合作項目。兵庫縣和廣東省等地方政府間已存在著一定的合作基礎，通過日中雙方的中央政府和研究機關的支持，將能開展更多方面的合作。這個合作項目得到了中國地方政府的關心，而在政策立案和人才培養方面，日本地方政府會提供經驗，具體的技術需求則預定由日本企業提供。另外，將加強經歷過公害的兩國市民和環保組織之間展開合作與互相支持。并且，也計劃在日中韓和亞洲各國間開展國際合作與共同研究。
結束了在北京3年多的任期后返回東京，每天都感到蔚藍的天空十分耀眼。這蔚藍的天空，是付出了巨大代價并克服了重重困難而努力實現的寶貴成果。雖然在東京沒有用手機軟件測試大氣污染的必要，但每次看見中國各地的污染數值，腦海中都會浮現出朋友們的臉，擔心著他們的健康。通過環境合作項目讓更多的中國人到日本來訪問，希望他們可以獲得奪回藍天的自信。我也決心和他們共同努力，直到重獲藍天的那天為止。因為日中兩國，共同擁有和分享東亞地區的空氣和水源。所以，除了在環境方面加強合作之外，沒有別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