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天，杭州余杭反垃圾焚燒項目正在演變成一起公共治安事件。50多人被拘，群體、謠言、打砸、對話、這些關鍵詞在不斷出現(xiàn)……假如你記得，可以在廣東番禹、北京六里屯、上海江橋、北京天井洼、江蘇吳江等垃圾項目中找到類似走向，甚至也可以在茂名、什邡、昆明等PX事件中找到影子。

    2013年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說，中國的城鎮(zhèn)化率為53.73%。也就是說，已有超過一半的中國人以城市為生息之地，未來大多數(shù)中國人都將與“城市公共管理”憂戚與共。那么，這十年中發(fā)生的十多起垃圾焚燒項目事件，是有刻度意義的，它標志了中國城市管理的水平與進度。

    如果把決定權給你，你會把垃圾焚燒廠建在哪里？這不是一個容易的問題。第一，不能建在自家旁邊，第二，建在別人家旁邊？說不出口。于是民眾只是反對—反正不能建在我家旁邊，建在哪里，政府自己考慮。

    在公共治理進程中，這種“反對”其實很重要，它是一種粗糙的民主。往回看，這比“什么事情大人決策，民眾知道不知道無所謂，知道了抱怨不抱怨無所謂”的時期，要進步得多，起碼人們懂得爭取權益，有了“改變決策”的意愿和行動。

    但這種進步粗糙得很，因為各人只懂爭取權益，還未懂得履行義務。“垃圾事件”本身有象征意義，垃圾就是各家各戶制造出來的，卻要將有害部分加于少數(shù)的“別人”，這種不公平恐怕正是彼此制造出來的。

    粗糙的另一面，在于只有爭取權益的愿望，沒有爭取權益的正當渠道與方式。杭州事件便是一例，本來是爭取權益來著，怎么最后“打砸搶”地成為暴力分子？

    更值得討論的是政府的角色。過去政府說一是一，建在哪里就哪里，自然不生這么多事端，如今民眾意識萌發(fā)，塞是塞不回去的，政府該怎么做？是息壤堙洪，還是“卒布土以定九州”？

    政府其實只是公共治理的代行機構，應當是民眾代表及平衡協(xié)調(diào)者，并非與民眾處于對立。在垃圾焚燒這樣的事件中，政府需要做什么？

    一是項目決策的徹底公開化和民主化。民眾反對的，既是選址，也是決策另有私圖。廣東番禹便曾曝與垃圾企業(yè)有利益往來，假公濟私，損公利私，這恐怕是公共決策的禁區(qū)。

    二是項目決策的趨利避害。東京垃圾焚燒廠建在市中心，因為技術成熟，法規(guī)完善，污染排放得到有效控制，不會對周邊居民產(chǎn)生危害。

    三是項目是所有人的項目，不只是政府項目。垃圾焚燒之害，在于垃圾不分類，干濕不分開，燃燒不充分，產(chǎn)生了有毒氣體二惡英。而垃圾分類，戶戶有責，每個鏈條都有義務，政府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催動每個環(huán)節(jié)呢？

    回顧十多個反垃圾焚燒項目，多以停建緩建宣告新聞的結束，可見新聞的結束不等于矛盾的結束，公共治理的沖突，還需“解內(nèi)癥”來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