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鎘大米”“癌癥村”“砷中毒”“毒生姜”等土地污染帶來的問題一次次沖擊著公眾心理防線。
　　6月25日是第24個全國土地日。記者走訪多個政府部門、科研院所、治污企業后發現，目前我國土壤污染治理仍然面臨著“面積大、技術弱、資金缺”三大難題。
　　問題多，分布廣
　　人口只有4萬多的鄉鎮，血鉛超標的兒童超過300人。近日在湖南省衡陽市大浦鎮發生的兒童血鉛超標事件，引發社會強烈關注。據披露，當地超標兒童的血鉛值最高達到了322微克，遠遠超過100微克的健康標準。
　　沉默的土地在不斷的污染積累中開始事故頻發，曝光兒童血鉛超標事件的就有江西吉安、陜西鳳翔、湖南武岡、云南昆明、龍巖上杭、湖南郴州等地，最終結論均與企業非法排放引發土壤污染相關。
　　土地污染在危害人們健康的同時，也給地區經濟發展帶來重創。2013年上半年，素有“湖廣熟天下足”之稱的湖南省連續兩次被曝光其所產大米重金屬鎘含量超標，湘米的銷售一時陷入困頓。
　　據今年4月公布的《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全國土壤總的污染超標率已達16.1%，而生產農產品的耕地土壤點位超標率高達19.4%。
　　大面積的土壤受到污染，其污染物的類型也復雜多樣，以耕地為例，其主要污染物就包括鎘、鎳、銅、砷、汞、鉛、滴滴涕和多環芳烴等。
　　原因雜，污染重
　　“目前，我國土壤污染呈日趨加劇的態勢，防治形勢十分嚴峻。”中國土壤學會副理事長、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員張維理表示，“我國土壤污染呈現一種十分復雜的特點，呈現新老污染物并存、無機有機污染混合的局面。”
　　總體來看，土地的污染來自農業與工業兩大來源。中國農民篤信“沒有千斤肥，難打萬擔糧”，對化肥農藥的迷信施用成為農業污染的主要來源。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結果顯示，我國約有1600萬公頃農業耕地遭受農藥污染。
　　中國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院長張福鎖教授多年的調查數據顯示，中國耕地不足世界的10%，卻使用了全世界1/3以上的化肥。從1980年至2008年，糧食產量擴大了1.5倍，耕地面積不斷減少，但化肥消費量卻增加了3倍以上。
　　與農業污染相比，工業污染主要是鎘、砷、鉻、鉛等重金屬的超標，污染面積相對較小卻難以分解，威脅更大、時間更長。
　　汞、鎘、鉛、鉻、砷五種重金屬被稱為重金屬的“五毒”，對人有致命的危害。專家分析，中國重金屬污染的主要來源是化工廠和礦山，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國內采礦業的粗放式發展方式，加上科學技術落后、環保投入不足與意識不強、資源盲目開發，濫挖濫采使得一些重金屬主產區的土地被日漸污染。
　　在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重金屬污染則多來自工廠。國內三十幾家環保組織聯合發布的《2010IT品牌供應鏈重金屬污染調研》稱，ＩＴ企業重金屬污染居首。
　　技術弱，投入大
　　嚴峻的污染形勢對應的卻是薄弱的治理技術。上市企業永清環保股份有限公司環境修復專家易新建分析指出，污染土壤修復非常困難，由于污染土壤面積大，自然條件復雜多變，污染程度深淺不一，對治理技術和工藝要求極高。
　　湖南省人大環資委環境監督處處長劉帥表示，目前重金屬污染土壤修復技術還處在試驗階段，迄今為止國內并未聽說有成功的重金屬污染土壤修復案例。
　　更為現實的問題是，重金屬污染治理需要巨量資金，巨額的成本投入是擺在各方面前的一大難題。
　　2011年，《湘江流域重金屬污染治理實施方案》成為我國第一個由國務院批復的重金屬污染治理試點方案，總投資達595億元。而據湖南省有關部門預測，治理要達到預期效果，長期投入超過4000億元。
　　記者了解到，被稱為“亞洲第一雄黃礦”的湖南石門雄黃礦周邊8000畝砷污染農田修復，當地政府給國家有關部門上報方案的預估投資額就高達13億多元。一些業內人士表示，修復成本如此高昂，對一些相對貧困的地區來說，無異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中國環境科學院研究員李發生表示，重金屬污染耕地治理必須以耕地污染調查數據作為基礎。由于很多治污項目“開弓沒有回頭箭”，在科學規劃上，全國各地首先應描繪好“治污地圖”，因地制宜、因污制宜制定治污規劃。
　　“污染土壤修復技術還不成熟，盡管來自各方的治理呼聲很高，但是決策者還對巨額修復成本能否產生實質修復效果抱有顧慮。如果錢花了，治理效果一般，甚至帶來新的污染，那不僅是對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而且還使問題更加復雜化了。”劉帥建議，污染土壤修復工程不能倉促上馬，應科學合理地確定技術路線、配套措施以及融資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