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杭州因垃圾焚燒廠建設群體性事件的爆發，使垃圾焚燒再度成為焦點。一邊是垃圾圍城，一邊卻是“鄰避”不斷，垃圾焚燒陷入困境。專家表示，當務之急是要轉變觀念，要向老百姓普及相關專業知識，認識到垃圾焚燒并不可怕。垃圾處理是一個綜合性的系統問題，還需要政府部門轉變觀念，做好頂層規劃，而建立社區回饋機制或許能夠化解“鄰避”困境。

　　垃圾焚燒頻遭“鄰避”困境

　　“垃圾圍城”現象正成為國內諸多城市面臨的又一大難題。數據顯示，2013年全國設市城市生活垃圾清運量1.73億噸，可堆出500多座百層高樓。垃圾焚燒成為垃圾處理的重要選擇。按照“十二五”規劃，到2015年我國將建成300座垃圾焚燒廠。
　　但與此同時，垃圾焚燒卻頻頻遭遇“鄰避”困境。所謂“鄰避”，即Not　In　My　Back　Yard，指居民或當地單位因擔心建設項目(如垃圾場、核電廠、殯儀館等設施)對身體健康、環境質量和資產價值等帶來諸多負面影響，激發人們的嫌惡情結，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及采取的強烈、有時高度情緒化的集體反對行為。
　　近日影響最大的事件發生在杭州。杭州余杭區中泰鄉擬建立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消息引發了包括杭州城區居民、中泰鄉轄下村村民的擔憂。從5月9日起，不斷有城區居民和中泰鄉村民到規劃建造垃圾焚燒發電廠的九峰村聚集，并封堵路經當地的省道和高速公路，一度造成交通中斷，并有人趁機打砸車輛員。對此，杭州市余杭區有關負責人5月11日表示，項目在沒有履行完法定程序和征得大家理解支持的情況下，一定不開工。
　　而在今年3月底，廣州市蘿崗焚燒廠的籌建也引發了居民爭議，為此，項目選址附近的居民帶來了自制的近一萬份意見調查問卷。他們認為環評單位下發的290多份調查問卷太少，不能充分代表周邊居民的意見。
　　近年來，垃圾焚燒“鄰避”事件各地紛紛上演。2009年番禺建垃圾焚燒廠風波后，2013年花都又發生數千人反對事件，在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燒發電廠和阿蘇衛垃圾焚燒發電廠都曾遭遇居民的抗議，迄今都未能建成運行。

　　轉變觀念是當務之急

　　在專家看來，對于垃圾焚燒，當務之急是轉變觀念。
　　首先是要轉變老百姓的觀念：垃圾焚燒是否確實那么可怕？
　　人們“談燒色變”的主要原因在于二噁英。而在今年4月底，有環保人士曾表示，中國垃圾焚燒污染物排放達標值最多的是德國焚燒場的數百倍，標準太低，更加深了人們的恐懼。
　　“這種觀點是非常不專業的，因為對方是拿歐盟標準的日均值和我國的小時均值來對照的，因此造成差別巨大。”在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的垃圾處理媒體見面會上，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劉陽生一語驚人。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聶永豐教授表示，中國的標準體系和國外的標準體系不一樣，中國標準過去只有小時均值而沒有日均值，而日均值和小時均值之間有換算關系，因此不能拿來直接對比。我國新發布的《垃圾焚燒污染控制標準》中已增加了日均值指標。
　　劉陽生說，他在2012年做的調查顯示，我國123條焚燒線，有90.5%的焚燒廠的二噁英排放是達標的，不合格的只占一成。“但老百姓看到的是這不合格的一成”。
　　實際上垃圾焚燒所產生的二噁英量很少。多年一直專注研究二噁英的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鄭明輝表示，目前很多人都以為二噁英是一種氣體，可以呼吸進去。但實際上二噁英的沸點是400多度，熔點是303-305度，常溫下不是氣體，揮發性極低。2000年開始，環保部組織開展了中國二噁英清單調查——調查中國所有可能產生二噁英的污染源。結果發現，生活垃圾焚燒廠煙氣所排放的二噁英的量不足總源的1/10。
　　“生活垃圾焚燒不是產生二噁英的唯一途徑。”上述三位專家強調，二噁英是一種無色無味、毒性嚴重的脂溶性物質，源頭很多，且廣泛存在。人們吃的糧食、肉、海產品，各種塑料、化工產品都有二噁英。二噁英不稀奇，有限量的二噁英不恐怖。
　　鄭明輝表示，大型垃圾焚燒發電廠與二噁英控制也存在一致性。“為多發電，大型焚燒發電廠有可能違規多加點煤也要充分燃燒，充分燃燒對于控制二噁英是一個關鍵。”他表示，最值得注意的是小型焚燒爐，由于燃燒不充分及其他因素，這類焚燒爐二噁英的排放往往很高。國外的研究數據顯示，很多小型焚燒爐燃燒一噸垃圾所排放的二噁英可能超出大型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的1400多倍。

　　專家建議建立社區回饋機制

　　需要轉變觀念的不僅是老百姓，更是政府管理部門。專家建議，當前在垃圾焚燒項目的管理方面，應建立社區回饋機制。　
　　對于垃圾焚燒而言，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副會長駱建華表示，反對建設垃圾焚燒廠和反對焚燒是兩個概念，反建是一個社會問題，反焚燒是一個技術問題。因此要注意區分。
　　聶永豐分析稱，反建反映了人們的心里承受力，而心理承受力與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個人財產的升值貶值聯系緊密。公眾反對把垃圾焚燒廠建在自家門口，固然與垃圾焚燒中二噁英的排放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其自身的經濟利益，例如在垃圾焚燒廠附近的房產是否會貶值等等。
　　“垃圾焚燒廠建在自家門口，心里不舒服是肯定的。受益的是大眾，影響的是小眾，這是一個博弈過程。”劉陽生說道，“在博弈過程中，就要體現一個科學規劃和選址的問題及公平公正的問題，應該有利益回饋。”他表示，建立垃圾焚燒廠的同時，最好能夠給周邊帶來產業升級、老百姓的健康升級或者就業環境的升級。
　　鄭明輝把這個稱為社區回饋。“既然市民產生垃圾，垃圾處理廠周邊的居民承擔了一些不利的影響，就應該享受一些福利性回饋。”他表示，政府須考慮一筆社區回饋工程的預算。如果建立一個垃圾處理廠，同時考慮在周邊建一個公園、公共文娛設施，與垃圾處理廠的負面效益形成平衡，就可以提高居民的接受度。國外就有類似的案例，有些垃圾焚燒廠向周圍居民免費供熱，或者在周圍興建公園、游泳池和圖書館等設施。
　　他舉例稱，為了平息民怨，臺北市北投垃圾焚燒廠當時投資70億元，20億元用于社區回饋工程，在周圍興建一些文化設施，其中包括在垃圾焚燒廠150米高的煙囪上(約120米處)建立了可觀臺北全景的旋轉餐廳，如今已經成為臺北一景。
　　記者了解到，正對垃圾焚燒，廣州市政府也在研究生態補償機制，準備對周邊受影響居民采取經濟或者福利上的補償，例如提供體檢、醫保和基礎設施補償。
　　聶永豐表示，垃圾處理是綜合性的系統工程，需要政府部門首先做好頂層設計，抓好管理，需要各部門的統籌兼顧，從規劃、建設、生態補償等機制上來解決問題。
　　“我們現在把責任推到垃圾焚燒這一塊，把解決問題的辦法推給專家，這是不合適的，地方政府也應拿出解決之道。”駱建華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