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全國土壤環境狀況總體不容樂觀，部分地區土壤污染較重，耕地土壤環境質量堪憂，工礦業廢棄地土壤環境問題突出。全國土壤總的點位超標率為16.1%，其中輕微、輕度、中度和重度污染點位比例分別為11.2%、2.3%、1.5%和1.1%。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長三角、珠三角、東北老工業基地等部分區域土壤污染問題較為突出，西南、中南地區土壤重金屬超標范圍較大。

　　郭凡禮表示，我國的土壤污染是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長期累積形成的，其主要原因首先是工礦企業生產經營活動中排放的廢氣、廢水、廢渣等導致其周邊土壤污染；其次是農業生產活動。由于農民環保意識薄弱，不考慮環境危害任意進行污水灌溉，化肥、農藥、農膜等農業投入品的不合理使用和畜禽養殖等也都導致耕地土壤污染。

　　郭凡禮同時表示，中國的大氣和水污染治理都已經走了將近40年的歷程，然而到目前為止，土壤污染治理還處于上游的咨詢、設計和檢測環節，下游的修復環節完全沒有啟動，這一方面是受制于資金、商業模式、技術等問題；另一方面是上游控制污染源的排放成本遠遠小于下游土壤修復所需的資金，因此社會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上游，所以下游的修復環節遲遲沒有啟動。

　　另一方面，全國耕地修復需投入10萬億元以上，一旦要啟動全國的土壤修復工程，政府將成為最主要的買單者，由于土壤政策的缺位造成土壤污染，政府理應擔當治理的責任。如荷蘭2000-2009年土壤污染修復成本為3.35億歐元/年，其中政府投入為1.6億歐元/年。政府會通過頒布新政策，對造成污染的責任方強制征收資金，比如說房地產開發商，通過土地增值實現投入機制的理順。

　　在我國，除了耕地，目前土壤修復項目主要包括由政府付費的景觀整治，以及房地產開發商為了滿足居住用地環境標準所開展的場地修復。為了協調房地產商與工業用地所有者之間的利益關系，采取征稅的措施可以讓兩者共同承擔治理的責任。如果由工業用地所有者負責治理，會把這部分費用轉嫁到工業用地的價格成本上，與房地產商治理的最終結果是一致的，但這明顯不利于房地產商，而征稅能夠將雙方的治理成本平均化。

　　吸引土壤修復市場投資的重要因素在于該產業是否可以將實際需求轉化為市場需求。郭凡禮指出，治理已經污染的土壤，應當按照“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由造成污染的個人或企業來付費；而今后排放的污染，應當按照“誰付費誰污染”的原則，只有先支付了費用，才能對環境進行排污。盡管都是由污染者來付費，但是治理的先后順序的改變，將有利于緩解土壤問題的惡化。

　　在市場層面，從去年到今年一季度這15個月的時間內，以“土壤修復”注冊的公司從之前的200家迅速激增到1000多家，這表明土壤修復市場的確是一個新的藍海行業，但郭凡禮同時指出環境修復和污水處理等行業完全不一樣，資金和技術壁壘都很高，大部分人只是因為看到了潛在市場而助長了積極性，這1000多家土壤修復注冊的公司預計5年左右絕大部分將不存在。土壤修復行業存在萬億的市場空間，但是能夠撈到金的仍是以具備資金和技術的大企業為主。

　　國外土壤修復經驗無論是在對象、方法、及買單者上，值得中國借鑒的地方有很多，郭凡禮表示，首先要完善立法，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較為全面的污染場地管理框架和法律法規標準體系，對污染和調查修復責任的認定等做出了明確規定。日本最早在土壤保護方面立法，基于風險管理的土壤污染防治模式，對工業企業關停與轉產、及進行土地再開發時產生的土壤污染進行了規定；美國對土壤污染采取“誰污染、誰治理”的原則，同時明確了政府的責任，規定了美國環保局在實施土地整治行動時的具體程序等。

　　其次要提升修復技術，污染土壤修復技術的研究起步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在過去的30年間，歐、美、日、澳等國家紛紛制訂了土壤修復計劃，巨額投資研究了土壤修復技術與設設備，積累了豐富的現場修復技術與工程應用經驗，成立了許多土壤修復公司和網絡組織，極大的促進了土壤修復技術的快速發展。最后，國外土壤修復的資金主要來自于政府，郭凡禮也建議我國征收環境稅，協調各方利益，根據不同的稅種征收的資金用于專項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