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午后,總有老人帶著孩子在上海南浦大橋附近的黃浦區垃圾中轉站屋頂花園曬太陽。
總面積超過6000平方米的屋頂花園,從二樓到四樓全部被植物覆蓋。屋頂檐口種了一排夾竹桃,這種植物是吸附有毒有害氣體的能手。
這里是整個黃浦區居民生活垃圾的集中地。每天有600噸生活垃圾于此集結,經過壓縮處理后運輸到城郊的垃圾處理廠。
上海市政府在上世紀90年代末就對黃浦區和靜安區兩個大型垃圾轉運站立項,但直到2009年,黃浦區垃圾轉運站才正式建成。由此到2014年,中國的城市垃圾收運開始了正規化、現代化的歷程。
“20年的時間,我國第一次將垃圾轉運站做成全封閉模式。這兩個站的建設對全國垃圾收運領域來講具有里程碑意義。而且我們沒有借鑒國外經驗,完全是根據中國國情自主創新。”上海環境衛生工程設計院副總工程師譚和平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說。
以轉運站為代表的垃圾收運環節,因其連接上下游,成為城市垃圾處理的中樞。
目前各地政府在收運環節的投入占整個垃圾處理開支的60%~70%。譚和平舉例說,在上海處理1噸垃圾,從收集到運輸到末端處理,如總需400元,末端處理只需100元,“300元都是運輸成本”。
對于如此重要和擁有巨大市場的環節,中國剛剛走過了艱難的5年。
怎么收?綠色賬戶推行緩慢
2014年5月1日,上海實施《生活垃圾分類減量辦法》,并計劃在2017年普遍實現垃圾分類。這已是上海第三輪大規模垃圾分類改革。
這座城市擁有2400多萬人,垃圾日均產量高達兩萬噸,每半月就能堆出一座金茂大廈。
早在2000年,原建設部曾選擇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廣州、深圳以及廈門等8大城市作為垃圾分類試點城市。十多年來,僅垃圾分類的標準就經歷了多次變更。
上海從上世紀末開始嘗試單獨回收舊電池。2000年上海市首次明確分類標準,實行特定地區“廢玻璃、有害垃圾、可燃垃圾”分類和其他地區“可堆肥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的分類方式,2007年又改為“有害垃圾、玻璃、可回收物、其他垃圾”的分類。
2010年上海世博會后,開始有了干濕分類。2013年,生活垃圾被分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濕垃圾、干垃圾四類。
為鼓勵居民做好垃圾分類,上海市在部分社區試點“綠色賬戶”激勵機制。跳過拾荒者、保潔員和環衛工人,由垃圾回收企業直接與居民對接,“自助投放,自主積分”。
積分采取實物兌換、服務和權益兌換、信用和榮譽兌換、抽獎等多種激勵形式,垃圾分類的質量有了較大提升。
據統計,截至2014年12月,上海垃圾分類體系已經覆蓋到260萬戶居民,每天生活垃圾的焚燒和填埋量,比2010年底減少了1600余噸,相當于減少了一座大型生活垃圾焚燒廠。
“習慣的改變需要時間,‘綠色賬戶’推行了兩三年,居民參與度還很低,靠激勵機制推動垃圾減量也很有限。”上海環境衛生工程設計院院長張益對《瞭望東方周刊》分析。
投放垃圾的形式也有各種探索。有的是放置投進去就不能取出的密封回收桶,“這種桶在沿街投放比較多,有利于后續統一管理,但小區用得比較少。”譚和平介紹,“社區里居民直接把垃圾裝好放在門口,環衛工人上門收集,好處是不放置垃圾桶、少了一個污染點,缺點是人工成本太高。”
廣州曾在2014年7月下發文件,效仿臺灣模式,推行“定時定點+誤時”的垃圾分類投放模式:將小區的垃圾桶搬走,居民每天早晚在規定時間把垃圾拎到樓下等垃圾車來收。
“這種模式要求居民的配合度非常高,臺灣地區和日本的居民誤了點或者等待垃圾車時,為了防止垃圾腐爛散發臭味,甚至會將垃圾冷凍到自己家的冰箱里。估計我們大多數家庭是不會這么做的。”張益說,所以一般根據不同小區居民的年齡層和作息特點,設置2至3個時間點,配備專門管理員配合居民扔垃圾,“但是這對管理又提出了高要求。”
這種模式在杭州的高檔小區已經展開試點,但對社會管理能力提出了較高要求,還沒有形成具備全國推廣價值的模式。
現在,特大城市和大中城市多采取源頭垃圾直接運輸模式、流動車收集收運模式、集裝箱+垃圾收集車收運模式等。中小城市多采用垃圾箱房收集模式、地下垃圾箱收集模式和垃圾通道等模式。
“但都是在地方試點過程中,沒有形成能推向全國的可復制模式。”張益說。
怎么運?轉運技術升級
生活垃圾從回收到運輸再到處置,上游中游都屬于收運的范疇,“收運不論是投資還是配套設施建設費用都要占到整個垃圾處理環節的三分之二。就像足球比賽,末端是守門員,前端運輸的過程很重要。”張益說。
垃圾處理行業在中國快速發展的10~15年間,與末端處理環節相比,收運環節落后了10年。
“垃圾收運是一個逆向的物流系統,收運是從分散到集中的形式,比正向物流要復雜得多。”張益分析,“這個物流的載體是分散、可變、有污染的,卻還有資源利用性,無法預測產生垃圾量的規律性,也不知道它什么時候會產生,因此對收運的時間和容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垃圾從居民手里回收起來,要運輸到城郊的處理廠,距離很長。每一輛垃圾收集車的容量也有限,都在2~5噸。
為了減少運輸成本,控制容量,減少交通壓力,中國大部分城市每隔25公里就會設置一個垃圾轉運站,通過小車換大車的方式進行垃圾運輸。
多次“接手”,增加了二次污染的可能性。據譚和平介紹,收運領域快速發展的5年間,轉運技術升級速度最快。
垃圾從居民手中收集到每個小區的收集站,有兩種存儲形式:桶裝垃圾房和箱式垃圾房。
對接桶裝垃圾房的是后裝壓縮車,容量有3噸、5噸和8噸三種規格,對垃圾一邊壓縮一邊裝車。對接箱式垃圾房的是可卸式垃圾車,俗稱“拉臂車”,車開過來直接把箱子運走,容量也多為5噸、8噸。
“收集車在結構上要注意兩個環節,防止漏水,盡量減少作業環節,可以減少噪聲影響。”譚和平說。
垃圾車從各個小區集中到轉運站時,如何無縫對接,保證垃圾不暴露在外,“不落地”的常用方法就是將轉運站做成封閉式,只看得見車進車出,看不見垃圾。黃浦區和靜安區的兩座轉運站就是全國最早的封閉式轉運站代表。
“現在封閉式轉運站在全國至少有100座。”譚和平介紹。
帶有定位系統的垃圾車一路按照規劃線路運到轉運站門口,如何進站也是門學問。
常用的垃圾轉運技術有水平裝箱和垂直裝箱兩種轉運方式。
垃圾收集車開到水平裝箱的轉運站要先進行稱重計量,再“卸料”進垃圾槽,通過裝箱機再裝車,換成大型垃圾運輸車運往末端處理廠。
垂直裝箱收運方式指垃圾車進入轉運站后,無須“卸貨”,直接將垃圾卸入豎直的容器進行壓縮裝車,省去了垃圾暴露的環節,有效降低二次污染。
“這兩種轉運方式基本各占一半。”譚和平介紹。
垃圾車怎么進轉運站,也需要在布置方式上進行創新。
“垃圾車只要轉彎、爬坡,車里的水就會漏出來,最好在平地上走。”譚和平解釋,目前中國常用的垃圾車進站方式有高進平出、平進平出和平進低出三種主要方式。
“在像上海、北京這種大城市中,垃圾的收運已經實現了機械化處理,在全國范圍來講,還是以人工收運為主,大規模機械化壓縮收運是未來垃圾收運的大趨勢。”張益分析。
隨著機械化程度增加,垃圾收運設施設備行業在未來10年將進入爆發期。張益預測,未來10年垃圾收運設施設備的市場空間可達1000億元。
怎么合作?PPP模式的未來
2002年,原建設部推進特許經營改革,以水務、固廢處理為核心的市政公用行業快速發展。由此在垃圾焚燒領域,PPP逐步得到普及。
PPP模式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意為公私合營模式,是指將部分政府責任以特許經營權方式轉移給社會主體(企業),政府與社會主體建立起一種“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全程合作”的共同體關系。政府的財政負擔減輕,社會主體的投資風險減小。PPP模式比較適用于公益性較強的廢棄物處理或其中的某一環節,如有害廢棄物處理和生活垃圾的焚燒處理與填埋處置環節。
收運環節的改革從清掃開始。早在20世紀90年代,徐州就嘗試了清掃外包服務,至今公開招標的保潔面積達到了231萬平方米,深圳每年也有20億~30億元類似的外包服務。
清掃保潔技術含量不高,普通物業公司或制造清掃車輛的廠家都有機會參與。
比清掃服務更復雜的是垃圾清運方面的PPP改革。
清運系統涉及垃圾轉運站的建設和運營,也涉及擾民、清潔消毒等更復雜的問題。采取委托運營的方式,將政府已經建設好的垃圾收運站和車輛設施交由第三方運營,是不考慮融資目的的一種選擇,目前國內還鮮有案例。
如果涉及融資功能,還可以由政府負責垃圾收運站的建設,并以零租金租賃給第三方使用,讓第三方負責車輛設備的采購和使用。這種方式比BOT更適合在垃圾清運方面的特性。
國內也有企業嘗試進入清運系統。
通過垃圾衍生燃料(RDF)實現垃圾資源化的湖南萬容公司,通過PPP方式介入前段清運系統,實現介入垃圾分類。
隨著垃圾收運領域近5年的快速發展,各地拉開了垃圾收運領域的PPP模式探索序幕。
山東臨沂市政府賦予臨沂中環新能源公司為期30年的特許經營權,廢棄物處置中心由該公司投資建設,項目總投資7800萬元,目前已正式投入使用。為保障項目運行,臨沂市財政還會按照集中收運每噸80元、處置每噸120元的標準給予補貼。
對企業來說,每年生產的1080噸油脂可直接作為化工原料出售;年產沼氣547.5萬立方米,全年節約標煤約3800噸,沼渣固液分離后作為沼渣肥料可外售。
但是PPP以外,垃圾的回收工作還沒進入環衛系統。它都掌握在分散的個體垃圾回收人員手中。
“從家里到收集站的過程很復雜。民間組織早就形成產業鏈,政府介入難。”張益分析,“經過分散戶二次分揀,剩下真正運到垃圾車里的垃圾,資源利用率會低很多。垃圾回收的價值低,和回收成本相比不對稱,對企業的吸引力就會下降。”
強大的既定壁壘也不是沒有切入口,譚和平建議從低價值回收物入手。如玻璃瓶、牛奶盒等廢品站不收的垃圾,可跳過撿垃圾人員,直接與居民對接,通過另外一個系統運到回收站再利用。
而將回收工作越來越多的納入到環衛系統,整個收運環節將會變成一個完整的資源回收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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