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垃圾處置，正在成為多數城市發展的“拖累”。2/3的大中城市“垃圾圍城”，1/4左右的城市無適合場所堆放垃圾。

　　4月下旬，《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浙江寧波和江蘇江陰、常州等地采訪時發現，每年，這些城市用于生活垃圾處置的投入十分巨大。

　　僅以垃圾焚燒項目為例，寧波一個日處理1500噸的垃圾焚燒項目投資就高達7.5億元。在江陰，日處理生活垃圾1200噸的垃圾焚燒項目，總投資也達到5.93億元。當地已經沒有垃圾填埋場可用。

　　在常州，由于城市用地十分緊張，一家日處理800噸、總投資4.1億元的垃圾焚燒廠不得不建在城市中間，與居民區僅隔一條馬路。常州市市政管理局垃圾焚燒監管辦主任藍玉華告訴本報記者，監管辦要派人常駐焚燒廠，24小時嚴密監視垃圾處置和污染物排放情況。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狀況評估”課題組（下稱“課題組”）5月5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城市生活垃圾清運量大且增長快速，從1979年的2508萬噸增長至2012年的17081萬噸，增加5.8倍。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政策與環境規劃研究所所長、課題組首席專家宋國君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我國垃圾處理的社會成本遠高于統計資料顯示的末端處置成本，生活垃圾處理的社會成本被低估。

　　垃圾“四化”處置不理想

　　近年來，我國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能力（用城區無害化處理率表達）逐年提高，2012年達93.43%。

　　“但如果考慮市轄區的農村部分，則無害化處理率僅為62.02%。”宋國君說，為數不少的城市無害化處理設施的空氣污染物和水污染物排放信息缺乏，不足以證明連續達標排放，“一些末端處置支出很低的城市，超標排放的可能性會較高。”

　　5日，課題組公布的《中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狀況評估報告》稱，有很多城市的生活垃圾衛生填埋場、焚燒廠并沒有實現廢水、廢氣連續達標排放，未嚴格執行排放標準，如廣州市兩個垃圾衛生填埋場廢水、臭氣超標；江門市生活垃圾衛生填埋場地下水監測嚴重超標；深圳市垃圾填埋場臭氣嚴重超標；北京市生活垃圾處理廠存在超標排放現象；哈爾濱市區生活垃圾簡單填埋比重較大，無害化處理率存在高估。

　　在城市生活垃圾處理領域，“無害化、減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前提下的低成本化”一直被業界推崇。

　　課題組研究發現，這“四化”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無害化水平不高，且缺乏連續達標排放的證據；減量化沒有進展；資源化水平低，回收率并不理想；垃圾處置社會成本被低估，不利于刺激減量。

　　環境保護部《建設項目竣工環境保護驗收技術規范：生活垃圾填埋工程》編制組的數據也顯示，近年來，我國城市生活垃圾平均每年以近9%的速度增長，人均年產生活垃圾量達到440千克，北京等城市的增幅更高達15%~20%。目前，我國城市生活垃圾累計堆存的有70多億噸，占地5億多平方米。

　　2013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顯示，2012年底，全國共建有540座垃圾填埋場，填埋能力31.1萬噸/日，全年填埋總量為10512.5萬噸。約72.6%的城市生活垃圾采用填埋處理。

　　垃圾處置成本有多高？

　　處置這些生活垃圾需要多少錢呢？

　　目前，全國沒有一筆清楚的賬目。本報記者從環保部拿到的數據顯示，“十二五”期間，僅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的投資就達到2636億元。

　　其中，無害化處理設施投資1730億元（含“十一五”續建投資345億元），占65.6%；收運轉運體系建設投資351億元，占13.3%；存量整治工程投資211億元，占8.0%；餐廚垃圾專項工程投資109億元，占4.1%；垃圾分類示范工程投資210億元，占8.0%；監管體系建設投資25億元，占1.0%。

　　城市生活垃圾處置“低成本化”，在以往并不被外界所關注。

　　宋國君對記者說，“低成本化”是在實現無害化處置的前提下的管理目標。核算政府管理的資源占用與耗費，可以幫助確定政府的效率與社會效益。

　　生活垃圾投入主要涉及收集環節、轉運環節（運輸環節和轉運站環節）、末端處置環節。

　　課題組測算顯示，2012年，全國113個環保重點城市單位垃圾處置成本（其中，111個城市有數據）均值為85元/噸，較2011年增加10.8%。最低成本為撫順市的6.5元/噸，最高為曲靖市的375.7元/噸，北京市為151.2元/噸。

　　生活垃圾處置的社會成本十分巨大。社會成本包括收集成本、轉運成本和衛生填埋成本等。

　　以北京為例，151.2元/噸的處置成本包括垃圾處理廠的固定資產投資、運行維護費用（能源消耗、設備維修、人員工資、管理費及與垃圾處理廠運行有關的其他費用），僅占垃圾處置全社會成本的9.9%。

　　課題組公布的測算結果顯示，2012年，北京市生活垃圾清運量648.31萬噸，按照1530.7元/噸的全社會成本，垃圾管理的社會成本總額達99.23億元，占北京市當年財政支出的2.1%，人均垃圾處置支出高達480.5元/年。

　　“垃圾處置的社會成本非常高，垃圾減量刻不容緩。”宋國君認為，2015年開始執行的北京市非居民生活垃圾300元/噸的收費標準顯然嚴重偏低，需要按照全成本付費，不應當補貼。

　　“如果生活垃圾源頭分類政策無重大進展，人均生活垃圾清運量不會有明顯減量。”宋國君說。

　　另外，我國城市生活垃圾資源化水平低。對全國和典型城市廢紙、廢塑料資源回收率估算結果表明，資源回收率并不理想。北京、本溪、牡丹江、蘇州等城市紙類回收率分別為25.32%、24.74%、61.52%、20.11%，城市間差異大，進一步回收的空間較大。

　　一般來說，生活垃圾清運量越多，需要的市容環衛車輛設備就越多。但調查發現，統計數據所反映的情況并非如此，人均垃圾日清運量幾乎沒變化，而每萬人市容環衛車輛設備數逐年增長。

　　數據顯示，2006年每萬人市容環衛車輛設備數為1.57臺，到2012年為2.34臺（多數城市在2臺/萬人左右），而2006年人均垃圾日清運量為1.19千克，2012年為1.12千克。

　　“設備投入與垃圾清運量不一致，可能一部分設備處于閑置狀態，即存在資源浪費。”宋國君說。

　　從2000年開始，廣州、杭州、廈門、深圳等8個城市試點垃圾分類，歷經15年。但調查發現效果并不好。

　　宋國君介紹，廣州密閉車清運量所占比重僅為88.63%；只有杭州、桂林實現了生活垃圾全部無害化處理，其余城市均未達到100%無害化，廣州僅為80.38%；杭州、深圳、廈門人均生活垃圾日清運量較高，分別為1.75千克、1.27千克和1.21千克；每萬人市容環衛專用車輛設備投入數量北京最高，為5.26臺/萬人，其次為杭州和廈門，而深圳最低，僅為1.05臺/萬人。

　　生活垃圾管理需關口前移

　　本報記者在浙江、江蘇、北京等地采訪時注意到，與國外垃圾焚燒廠不同，國內的焚燒廠全部需要設置濾液池，還要有多道工序處理污水。

　　上海環境衛生工程設計院院長張益介紹，在生活垃圾中，餐廚垃圾占了相當大的比重。目前餐廚垃圾的成分中，85%以上是水分。而在國外，生活垃圾中的含水量很少，許多餐廚垃圾直接在家中就處理掉了。

　　本報記者在“2013北京國際環保、環衛車輛、廢棄物及資源化利用展覽會”上就了解到，在美國和歐洲，大部分家庭的廚房水槽下都安裝了一個插電的小機器——食物垃圾處理器，餐廚垃圾通過食物垃圾處理器研磨成細小顆粒，再通過下水道流入污水處理廠處理。2009年，食物垃圾處理器就被列入美國國家綠色建筑標準，要求在80%的新建住宅內安裝。

　　廣東某政府大院食堂安裝了食物垃圾處理系統，每小時可處理200公斤食物垃圾，處理后的廚余即可變成有機肥料，其重量體積較處理前的餐廚垃圾可減少85%，壓榨出的水分被排入排水管道，可實現無害化、減量化和資源化處理。

　　日本一般把垃圾分為四類：可燃性垃圾、不可燃性垃圾、批量印刷廢紙類、瓶瓶罐罐類，甚至瓶蓋和瓶子都要分別存放。垃圾收集部門每星期分固定的時間沿途回收分類好的垃圾，每個地區都有不同的規定。

　　如此分類利用，生活垃圾的處置量就會明顯下降。

　　2010年4月，住建部、發改委、環保部共同制定的《生活垃圾處理技術指南》提出，應盡可能從源頭避免和減少生活垃圾產生，對產生的生活垃圾應盡可能分類回收，實現源頭減量。

　　2012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十二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也提出，選擇一批有條件的城市和縣城，在已啟動餐廚垃圾處理工作的基礎上，繼續推動餐廚垃圾單獨收集和運輸，以適度規模、相對集中為原則，建設餐廚垃圾資源化利用和無害化處理設施。

　　“很明顯，生活垃圾管理需要關口前移，在家庭和辦公室就進行源頭分類，通過分類實現減量化和資源化，最終可以降低無害化處置的成本。”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洪大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