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通過黨的第一個綱領、第一個決議
信仰之光，帶來民族希望
梧桐掩映的道路上，沿街一幢小小石庫門建筑靜靜佇立。黑漆大門，青磚粉線，屋角紅旗飄揚，在藍天映襯下格外奪目。上海，興業路76號，當年的望志路106號，百年前的1921年7月23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里召開。
就在樹德里石庫門，樓下客堂，來自各地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代表及共產國際代表，出席了大會。大會詳盡討論了黨的第一個綱領與第一個決議。
中共一大召開，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百年間，中國共產黨從最初的50多名黨員，發展成如今擁有超過9100萬黨員的大黨；百年間，中國共產黨領航中國從積貧積弱處出發，拼搏奮斗，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1920年3月，浙江義烏分水塘村，破陋的柴房里，陳望道用板凳、鋪板支起臨時寫字臺，開始翻譯《共產黨宣言》。
山區早春，寒氣逼人，母親心疼兒子，煮了兩個粽子，配上一碟紅糖，叮囑兒子趁熱吃。陳望道全神貫注，竟把墨汁當作紅糖蘸著吃了。母親好氣又好笑，問道：“吃完啦，紅糖甜不甜呀？”兒子渾然不覺，頭也不抬地說：“甜，真甜！”
真理的味道是甜的。1920年8月，《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出版了，“對中國而言，它如燭光，為黑暗中探索的先驅們帶來了光明與希望。”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副館長徐明說。
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里的館藏革命文物，超過12萬件（套），國家一級文物121件（套）。其中，1920年出版、由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點燃了中國共產黨人的信仰之光。
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外景。
紀念館里，有1920年8月第一版和9月第二版的《共產黨宣言》。在藍色封面的第二版《共產黨宣言》上，依稀可見兩行印簽：“張靜泉（人亞）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書報”。
這是從張靜泉的衣冠冢里取出來的。1898年，張靜泉出生于浙江寧波的一戶普通農家。16歲時，父親張爵謙將他送到上海鳳祥銀樓做學徒。家人和鄉親并不知道，張靜泉在上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把名字改為“人亞”。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突如其來，張靜泉冒險，將一包舊書報送回家中。匆匆相見，竟是父親張爵謙與兒子的最后一面。第二年，張家墓地里多了一座衣冠冢。據說是因為遠在異鄉的張靜泉失蹤了，生死不明。
新中國成立后，張靜泉依然杳無音信。張爵謙讓家人打開“衣冠冢”，將墓穴中埋藏了20多年的書報文件，包括《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全譯本、中國共產黨第一部黨章，帶到了上海，交給有關部門。
2005年，張家后人終于等到消息：1932年12月23日，因積勞成疾，年僅34歲的張靜泉在江西瑞金中央蘇區逝世。
中共二大：制定第一部黨章，公開發表《中國共產黨宣言》
明燈點亮，指引前進方向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同樣的炎炎夏日，同樣的老上海舊式里弄，在中共一大召開的一年后，輔德里石庫門，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此召開。
中共二大12位代表，共舉行3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部黨章。近百年光陰，如今，輔德里牌樓依舊靜立。
二大開創了中共創建史上的多個“第一”：第一次提出黨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第一次提出黨的統一戰線思想——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思想；第一次公開發表《中國共產黨宣言》；制定第一部《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一次明文提出“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
中共二大與中共一大，共同完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任務，中國革命運動呈現出嶄新局面。
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里，有這樣一件珍貴文物的復印件。一張泛黃的稿紙，是1921年11月中央局書記陳獨秀向全黨簽發的第一個《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文中寫道：“明年七月開大會。”
這個“大會”，指的正是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或許是巧合，中共二大與一大的召開地點僅相差一個字，一個叫樹德里，一個叫輔德里。
輔德里625號，正是中央局成員、宣傳主任李達的寓所。這里地處原公共租界和原法租界交匯處，相對安全。黨創辦的平民女校正對李達家后門，一旦出現突發情況，也便于疏散。
會上，12名黨代表熱烈討論了中國的時局及對策。為安全起見，二大以小組討論為主，每次全體會議都要更換地點。
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還原了當時開會的場景：客廳中間放著一張八仙桌和幾張方凳，東西兩側靠墻各擺放一個茶幾和兩把靠背椅。據李達夫人王會悟回憶，當時會場樸素簡陋，“并且他們持續不斷地開，下樓吃飯的時候，也在飯桌上討論會務。”
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外景。
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也設在此處。為了躲避敵人的搜查，在這里出版的刊物上都故意印著“廣州人民出版社”字樣。
如今，紀念館的黨章歷程廳里，陳列著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所產生的所有黨章或黨章修訂案，百余種不同年代的珍貴黨章版本，鋪滿整整一面墻。
這些百年黨史的“見證者”，是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的“鎮館之寶”。“黨章歷程廳再現了中國共產黨從建黨到走向成熟的全過程，記錄著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和政治路線與時俱進的發展歷程。”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副館長尤瑋說。
中共四大：簡化入黨程序，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組織建設
力量之源，加強支部建設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過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5年1月，在淞滬鐵路旁的又一座石庫門建筑廣吉里，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來等20位共產黨人，代表全國994名黨員出席大會。
從11日到22日，會議選舉新的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黨的總書記，審議通過大會宣言，修改了黨章。
中共四大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第一次提出了工農聯盟問題。確立了加強黨的領導、擴大黨的組織、執行使黨群眾化的組織路線。
中共四大也是黨支部建設的歷史起點。中共四大第一次將支部確定為黨的基本組織，開始將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組織建設上來。隨后，黨的組織迅速發展壯大，成功實現從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小團體到群眾性政黨的偉大跨越。
中共四大紀念館內景。
在中共四大紀念館的展陳中，能看到落款為“鐘英”的兩份通知的復制件。根據中共二大的決議，全國代表大會每年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定期召集一次。按照慣例，中共四大應于1924年召開。
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以“鐘英”的代號發出《關于召開四大致各地黨組織的信》，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為期不遠”。9月15日，“鐘英”又向各地方委員會發出《關于召開四大的通知》，明確指出中共四大定于當年11月開會。
“鐘英”是當時中共中央的代名，其中8月31日這份由行楷寫成的通知，來自毛澤東的親筆簽署。通知發給多少個地區，就必須用毛筆字抄寫多少份。
中共四大的召開，比原計劃時間推遲了兩個月。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在廣州召開，標志著國共第一次合作正式開始。但合作過程中，兩黨矛盾日益凸顯。種種原因令中共四大召開時間一拖再拖。
“中共四大在黨組織建設上有很多貢獻。”中共四大紀念館館長童科說，“四大”直接涉及黨內領導人的稱謂，地方各級執委的負責人稱為書記，中央的委員長改稱為總書記。
此外，從中共四大開始，強調組織問題是我們黨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問題，提出“三人可以組織支部”的要求。這些范式，一直沿用至今。
為便于吸收更多先進分子，中共四大決定簡化入黨程序，要求讓有階級覺悟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能“直接加入本黨”。
對年輕的中國共產黨而言，這樣的轉變，意味著全新的起點。到了1927年中共五大召開時，中共黨員人數已達到5796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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